79.B·理查滋反对这一点，他在“塞尔论意义和言语行为”〔“Searle onMeaning and Speech Acts"](载<语言的基础»[Foundations of Lang-uage〕7(1971),P536)一文中争辩说：“奥斯丁认为像这样一种语句Ra(我许诺我将在一年之内付钱）绝没有断言任何事情，它或许为真，也可为假，即它绝没有断定陈述。我们对此表示同意，但这并未推翻下列主张：R。无论如何是表达了一个陈述……一个关于R的陈述。”在这里，理查兹没有把言语行为的陈述性内容R，与从属性语句“我将在一年之内付钱”的陈述性内容等同起来，而是与客观化了的言语行为R，的内容等同了起来，而这却必须被嵌入一个进一步的言语行为R，中，例如：“我告诉你，我已经向他许诺我将在一年之内付钱。”我把施行性语句与陈述客观化了的语句之间的混淆看作是一种范畴错误(这种错误减弱了理查兹反对塞尔的可表达性原则之论证的价值，特别是在反对塞尔的下列建议方面，这个建议就是要根据在言语行为中使用的句子的意义去分析标准形式的言语行为的意义)。
- 正是从这个建议出发，每一种普遍语用学的子理论，也就是关于以言行事行为的理论和基本语句理论(以及意向表达理论)，都能为意义理论作出独特的质献。在奥斯丁对意义和力量这两个术语的选择中，仍然反映出一种描述主义的偏见—它是一种如果不是始于洪堡（Humboldt）至迟也是始于维特根斯坦的早已过时的偏见——根据这种偏见，基本语句理论(它可以澄清含义和参考依据)能在意义理论中要求某种垄断地位（自然参考语义学也是从这种偏见出发的)。
- 奥斯丁《如何用词作事>，P132。
82.同上，PP147\~148；塞尔《言语行为>,PP64ff。
83.奥斯丁“施行性话语”，P248。
84.奥斯丁《如何用词作事》，P144。
85.同上，PP145ff。还可参考“施行性-断言性”一文的 P31：
在开始时，事情很清楚：如果我们确认一个施行性话语并非是不愉快的，即作者已经愉快地施行了他的行为并带有全部真诚性，它仍然不足以逸出批评所能达到的范围，总是有各种侧度可供批评者选择。例如，假定在所有情境都是适当的、所有进行此事的条件都已满足时，我对你说“我劝你作这件事，”事实上我已在劝你去作它，而不是在作出陈述—它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伪的—即我在劝你，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施行性话语。然而，这里仍然出现一个问题：这个劝告是好还是坏呢?不错，我是带着全部真试来说此言的，我相信这样作将符合你的利益。但是，我的判断正确么？我的信心在这些情境中验证过么？或者是否在事实上、或事情的发展将表明，这样作正是你的利益所在，虽然这个问题也许较少疑问。这里存在着我的话语与情境间的对抗以及情境与已提出的着眼点之间的对抗。我可能已被充分地证实，但我是对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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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