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特别要感谢苹果计算机公司的阿伦·凯伊和贝尔科公司的罗伯特·W·拉基。我们三人都是文官委员会(CivilServiceCommission，CSC）尖刀组的成员，我在这本书中的许多思想都受了他们的远见的启发，可以说没有他们，这些思想就不会成型。凯伊提醒我：“眼光相当于50分智商。”拉基则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一个比特真的是一个比特吗？”
实验室并不是只建立在点子上的。我对媒体实验室行政与财务副主任罗伯特·P·格林(RobertP. Greene)感激不尽。我们在一起共事了12年，我能不间断地旅行、亲自去试验各种新的研究方法，是因为格林是一个完全把自己奉献给工作的人，他同时也赢得了媒体实验室和学院行政部门所有同事的完全信赖。
在教学前沿，斯蒂芬·A·本顿把一个他接管时已经杂草丛生的学术单位整饬一新，而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直到去年[]7月他把这一职位传给了他的接替者惠特曼·理查兹(WhitmanRichards)。
维多利亚·威斯罗浦洛（VictoriaVasillopulos）掌管着我的办公室，也掌管着我。无论在学院内外、在家中、在工作场合，莫不如此。本书揭示数字化生活将使家庭和办公室、工作和娱乐融为一体。确实是这样。维多利亚可以证明这一点。真正具有智能的计算机代理人离现实还很遥远，所以有一个出色的人来代理这些事就很重要了(也很难做到)。当我为了写书而溜号时，维多利亚的任务就是不让任何人有所察觉。靠了她的助手苏珊·墨菲—波塔瑞（Susan Murphy-Bottari）和范莉斯·纳波里塔诺（FeliceNapolitano）的帮助，几乎没有人发现我失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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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