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萧条这种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变动，唯一的好办法是投资基础建设，而且不要怕花这些钱，因为景气好起来以后，诸如公路、桥梁、港口、公共建筑等，往往会被耗损，一定需要修复。不过，政府为了能拿得出这些用于基础投资的钱，在景气还好时（在景气不好时也不例外）就必须维持预算平衡。这样，当有需要投资基础建设时，政府才有办法拿出充裕的经费，特别是通过借贷的途径（当政府平常就预算平衡，到时人们才肯借钱给它）。换句话说，政府必须常常学习，将预算赤字作为最后手段。平时，只有为了改善经济生活能力的投资，才能使用预算赤字的手段（而且最好根本不要有预算赤字，如果一定要的话，也只有在这个条件之下)。
在整个经济领域中，我们必须抛弃万能国家惯用的“财政国家”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税制从一种社会政策回复到一种经济政策。税制的确需要有公平正义的考虑，我们也确实要留给税制一些空间，去惩罚不良的社会现象，如雇用童工，或者最近20多年来美国经理人要求特权薪资之风气等。可是，这些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税制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中立的政策。
这在政治上可不可行？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不容易做到。
要让人放弃现状，常常会受到激烈的抗拒。组织人，包括官僚政客，往往偏爱既往、陈规、拖拉、过时之事。他们非常偏爱我以前所讲的“为管理层权威而进行的投资”。但是，这个部门也往往用（浪费）最多的人。每个组织，特别是管理不当的组织，往往会派（浪费）最优秀的员工去“有问题”的部门（譬如说，管理层自以为大型轿车比较好，于是继续投资，并浪费优秀人才去解决大型轿车已经得到成功的部门。
所以说，放弃一件事是很困难的，可是那也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经过这种阵痛，六个月后，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那件事过去跟着我们这么久？”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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