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包的需要
想用保姆国家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求，多半已经失败了，起码就政府作为这些服务工作的实际经办角色而言，都是失败的。从保姆国家的经验当中，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结论是：在社会领域，政府要放弃经办者的角色，专心扮演好政策制定的角色。这就表示，社会领域与经济领域一样，也有“外包”的需求。就像企业目前所做的将支持性、事务性和维护性的工作外包出去一样，政府也要将社会工作外包出去。
政府将社会工作外包，还有一个原因，是要提高服务工作（与服务工作者）的生产力。政府是服务劳动者最大的雇主，可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服务劳动者，生产力却最低。服务劳动者只要为政府所雇用，生产力就很难提高。因为，政府机关必然是个“官僚”机关，必然先讲法令程序，才能谈到生产力问题；必然先讲程序手续，才能谈到效率。发达国家的政府雇员中，人数最多的是传送服务与社会服务的员工。政府要在社会领域获得成功，也同样必须将社会工作外包出去。
在美国，40年来，通过政府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从来就没有一次获得过成功。但是，独立的非营利机构在这方面却一直有很好的成就。在相同的社区、种族与族群，都同样有着来自破碎家庭的学童，然而，都市公立学校（像纽约、底特律、芝加哥等地的公学校）的办学绩效早就亮起了红灯，而教会学校（特别是天主教校）却一直有着卓越的成就。反酗酒、反吸毒等诸如此类的运动，一直都是由民间自主组织，如救世军、福音会等在进行。密西根的妇女收容中心，一直在帮助靠社会救济过活的女人（多半是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的未婚妈妈)，帮助她们摆脱困境，重返工作岗位，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在保健领域，如心脏病、精神病的预防治疗，这方面的进步大部分也要归功于民间自主组织。例如，美国心脏病协会和美国精神病协会就一直大力资助科学研究，并且发起对医学团体及社会大众的治疗预防教育。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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