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味道。因此，“知识人”的定义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争议所在。随着知识变成关键资源，“知识人”就面临新的要求、新的挑战和新的责任。
关于“知识人”，最近10年或15年来，美国学术界一直在激烈(而且尖锐）争辩：应不应该有“知识人”？可不可能有？“有知识”的意义又是什么？
各式各样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女权运动者与其他“反”派论者认为，根本就不能有“知识人”这回事。这些怀疑论者之外的其他人则认为，可以有“知识人”，因为每个性别、种族、少数族群都要求有自己的不同文化，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知识人。既然这些人的主要关怀是“人性”，那么希特勒的“亚利安人种学”应该得不到回响才对。可是，这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张却为那些极权主义者的谬论铺了路。因为他们的目标都是相同的：建立“知识人”本质内涵的普世标准，不管这种“知识人”可能被称为什么，譬如西方称之为“有教养的人”，中国或日本则称之为“士”。
至于所谓的“人文主义者”，也同样不满现有体制。但他们之所以不满现有体制，是因为它未能创造一种普遍的“知识人”。这些人文主义者批评那种返回19世纪古典教育下的“博雅人”的要求。他们的思想承袭的是50年前芝加哥大学胡钦斯（Robert Hutchins）与阿德勒（Mortimer Adler）所讲的“返回前现代”。
不论哪一个阵营，全都是错的。将来的知识社会必须置“知识人”理念为核心。知识社会之所以必须成为一种普遍理念，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专门知识的社会，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不论就金钱经济形态、工作、科技，或者信息而言，都是如此。后资本主义会要有一种整合力量，要有一种领导团体，能将地方、个别、 不同的传统整合成共享的价值、共通的效能标准，以及相互的尊重。
因此，后资本主义知识社会的需要刚好与解构论者、激进女性主义者或反西方论者所想要的相反。这种社会所需要的正是这些“反”派论者完全反对的东西：人人都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人”。
第三部分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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