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是退休基金的所有权人。
不过，退休基金也不适用于任何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的定义。在退休基金资本主义当中，薪资劳动者缴出自己薪资的延领部分，来保障自己的工作。资本的获利，主要是归薪资阶级（以前是归资本家)。对于这种已成为事实的现象，我们并无任何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
五、公司的权力
退休基金（及其他的团体投资人）变成了资本的最大供应者及大企业的最大所有权人，这引起了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退休基金在经济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由于退休基金的出现，使得大企业传统的管理与控制方式全部变得落伍，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企业的权力本质。
1933年，美国出版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就是《现代企业与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Property)。该书指出，大企业的法定所有权人股东，再也没有能力或意愿去行使经营管理之权。经营管理公司的是没有股本的专业经理。这本书的作者贝勒（Adolph A. Berle）与米恩斯（GardnerMeans）说明，为了大企业的融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大企业所需资金之大，已经不是任何一个人或集团所能独自出资的了，非得汇集许多人的投资才行，而且这些投资者当中，没有一个人的股权足以控制公司，甚或过问公司的经营管理。“（私人）财产”已经转变为“（大众）投资”。贝利与明斯问道，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是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
这几个问题很难回答。20年后，大约在50年代，在美国发展出一种尝试性的答案（1954年，我在《管理实践》一书中首次检讨过他们的说法)：管理的角色是一个不对某个团体或某个人负责的“受委托人”。按照那时的说法，大企业由很多人共同拥有，管理应该是让各路人马的利益取得最佳平衡，这些人马包括股东、受雇员工、供货商、工厂附近居民等一—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公司利益人”(stakeholder，这意味股东不是企业的唯一业主)。管理工作就像一个爱民的独裁者，没有人可以管他，但大家都相信，他的所作所为，一定都是为众人好。可是，正如所有“善意的独裁”事例中所显示的，没有人会尝试去界定那些“最佳利益平衡”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更别说去界定这种“委托关系”要怎么执行，执行结果是好是坏又有什么依据标准。更糟的是，也没有人会想要使管理者对某些人负责。相反的，公司法定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愈来愈无能，逐渐变成公司最高管理当局的橡皮图章。
第三章 劳动力、资本及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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