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1943年，路易斯为抵制工资冻结的战时管制措施，动员煤矿工人发动罢工。罗斯福总统恳请他顾及国家利益，取消罢工行动，可是遭到拒绝。“总统才应该照顾国家利益，而我则是要照顾矿工利益。”路易斯说。
战时生产在那时才刚刚开始，美军已在欧洲与太平洋开辟战场。可悲的是，他们的武器装备却仍然短缺，结果死伤惨重。整个战时的动力来源是靠煤，可是当时美国的煤产量不敷所需，甚至今天生产，仅够明日消耗。非但如此，煤矿工人工资之高，简直算是蓝领工人中的暴发户。
可是，那次事件路易斯还是赢得了胜利。
然而不久，他很快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影响、尊荣，甚至在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以及他自己领导的工会里也不例外。美国煤矿工人工会也很快没落，成员都逐渐流失。10年后，煤矿工人的罢工已经算不上是一件大事了。事实上，路易斯在1943年的那场胜利，却是美国工会主义没落的开始。
路易斯在有生之年目睹了这一切。可是，他至死还是坚持，发动那场罢工没有错，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他一再说道：“对工人有利，终极而言就是对国家有利。唯有在战时，劳动者才为人重视，才有一些实权，才能争取到应得的报酬。”据报道说，他终其一生都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社会大众不同意他的看法。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不过这个例子透露出值得探讨的问题。在路易斯的认知中，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可是什么关键点上，组织是对的而社会是错的？在什么关键点上，要做的事不再是正当的？
近来，“商业伦理”议题在美国受到广泛重视。商学院甚至以这个名称来开设课程。可是大部分的讨论，都在处理根本就是错的行为，例如行贿、隐瞒有瑕疵或有害的产品等。高级罪犯常常借口说，他们是为了更高的善良目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事实上，这种借口在以前耶稣会已经用得淋漓尽致了，法国数学家兼哲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给教长的信》(Letters to a Provincial)一书中逐一驳斥，彻底粉碎了耶稣会专为有权有势者辩护的道德观。
第一部分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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