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财政国家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民族国家转变成“财政国家”。直到一次大战之前，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从本国人民的所得中征得超过5%或6%的税收（即使在战时也不例外）。但是，在一次大战期间，每个交战国都发现，政府从人民口袋里能榨取多少，实际上是无限的。到了一次大战，所有交战国的经济体系已彻底货币化了。结果，奥匈与俄国这两个交战国中最穷的国家，在大战那几年当中，实际所能课征与借贷的金额，比本国人民的年收入还高。它们想尽办法花掉累积了几十年的钱，用于发展军备。
那时仍住在奥地利的熊彼特（他后来因遭受迫害而逃到美国），很快就了解到这些现象的本质。可是其他的经济学家，以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要经历二次大战之后才了解。然而，自此之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变成“财政国家”了。这些国家终于完全了解，政府可以课征或借贷多少，并非没有“经济上的限制”，因此，政府可以支出多少，也就不是没有经济上的限制。
熊彼特指出，自从有政府以来，预算过程永远是从估算可以课征到多少税收开始，而支出必须根据可以课征到的税收数目。因为巨细靡遗的“德政”是个无底洞，所以预算过程就得决定对哪些说“不”。不论政府是民主的或是独裁的（如沙俄)，只要政府的收入是受到限制的，那么它可以做多少事情就一样要受到相当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政府不应作为一种社会或经济机构。
到哪些数目。 危异数，自一次大战时起，预算过程实际上是指“可”征（或借）
传统上来讲，政府这个“政治社会”可以做什么事，仅限于守护“市民社会”，而且，在这个范围内，政府可以做多少事，也仅限于市民社会同意给付的一定比例的所得这个有限范围内。只有这个小部分可以财政化，可以转化为税与公债的形式，变成政府的收入。新的制度却认为，政府可以拿到多少收入，并没有经济上的限制，要多少就可以拿到多少。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变成市民社会的主人，可以改造后者。最重要的是，政府利用税制与支出方式，可以达到社会重新分配的目的。政府通过这种用钱的财政权力，或者它拿钱时对人民的承诺，就可以按照其理想来改造社会。
第二部分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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