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一文中，史麦兹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目的”定义为“传播机构在其组织和经营政策方面的效果的评估”，以及对“这些传播机构在其社会环境中的结构和政策”的分析(Smythe，1960，564)。在这篇文章中他界定了各种传播政策领域。虽然本章节里有一般政治经济学基础，但却没有马克思的痕迹。珍妮特·瓦斯科(JanetWasko)认为，“虽然史麦兹在这一点的讨论中没有使用激进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他的讨论与那时大众传媒研究的主流研究是背离的”。瓦斯科还指出，“在20世纪70年代，再次明确界定了媒体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PE/C)，这次明显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定义的。”(同上，312)。在这方面，她还提到了尼古拉斯·加汉姆、彼得·戈尔丁(PeterGold-ing)、阿尔芒·马泰拉特(Armand Mattelart)、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和史麦兹的著作以及盲点辩论。
后来，史麦兹(1981)明确阐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他还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Smythe，1994，258)。这种批判理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或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上，256)。他确认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八个核心方面(Smythe，1981，XVI—xviii) :
(1) 物质性
(2) 垄断资本主义
(3) 受众商品化和广告
(4)传媒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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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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