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劳动力
(6) 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
(7)一方面是意识、意识形态和霸权的辩证法，另一方面是物质实践的辩证法，以及
(8)艺术和科学的辩证法
史麦兹提醒我们，运用马克思著作来批判地研究资本主义传媒非常重要。他认为葛兰西(Gramsci)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意识形态和霸权的概念“充斥着主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同上，xvii)。这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会提出“传播商品的唯心主义理论”(Smythe，1994，268)，这一理论只把媒体置于资本主义上层建筑领域，而忘记探询媒体服务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样的经济功能。
在对汉斯·马格努斯·安森博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著作《意识产业》的书评中，史麦兹一方面同意安森博格的观点，即“精神产业”想要出售“现有的秩序”，但另一方面他不同意“主要业务和关注点不是销售其产品”的假设(Enzensberger，1974，10)。“安森博格的理论认为，每个社会系统的传播政策都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使该制度永久化，这个制度当然是正确的”，但说“大众传媒和意识产业没有产品”意味着将商品生产等同于“粗劣的物质生产”(Smythe，1977b，200)。史麦兹(1977b)把安森博格的观点描述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自由主义。对史麦兹而言，传媒的物质性在于受众的劳动被剥削并且作为商品出售给了广告商。比起媒体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他更关心媒体制造剩余价值方面。因此，史麦兹呼吁大家更多地从剩余价值和剥削角度分析媒体，而不是从操纵的角度来分析。尼古拉斯·加汉姆和史麦兹都认为，传播政治经济学应该“将注意力从大众媒体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概念转移开来”，并着重分析它们在剩余价值产生和广告中的“经济作用”。对于加汉姆(2004，94)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统治工具”的媒体分析就像是“明日黄花”，对于解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相对平稳”是无益的。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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