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不同意杰哈利的观点，电视观众获得的薪水是电视节目，必要劳动时间是观看无广告的节目，而剩余劳动时间是观看广告。你不能靠看电视生活，所以看电视不能等同于工资。在这个问题上，戈兰·柏林(GöranBolin)认为，“也许可以说受众得到的是电视节目，但如果受众在工作，并且如果他们的工资是娱乐节目，那么他们怎么进一步转换成薪水呢？普通观众无法因为观看娱乐节目或其他电视节目的经历而购买食物”(Bolin, 2005, 297;Bolin, 2011, 37)。
不如说，所有观看商业电视的时间都是剩余劳动时间。在“数字劳动”的辩论中，有些人持有的观点与杰哈利的论点相关联。他们认为“脸书”(facebook)并未剥削使用者，因为他们获得了免费访问该平台的权利作为其“工资”。这与杰哈利的观点有差异，因为其坚持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概念。但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货币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结构，在赋予所有者的权力方面，货币凌驾于所有其他结构和关系之上。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具有“社会独占权……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Marx，1867c，162；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正如马克思(1844)所认识到的，人类是一个需要吃饭和交往才能生存的自然和社会存在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生存的许多手段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只有在你能够购买商品的情况下，你才能获得许多必要的生存手段。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得到钱。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情况迫使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以便赚取可以用来购买生存资料的工资。传播手段是生存资料的组成部分，如果它们被组织成为公共品或共享品，传播手段就可以逃离货币形式，人们不必为了获得它们而付费。有些传播手段，例如大多数电影和流行文化，都是作为商品出售的。人们只能通过为商品付费或试图根除商品形式（例如，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才能获得访问权。像“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这样的互联网平台提供传播手段的访问，但不出售访问权和内容。它们并没有位于商品形式之外，而是将用户的数据商品化。作为对数据商品化的回报，“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交流手段。作为对用户的回报、这些手段可以被视为仁慈的商品(in—kindgoods)，而允许公司获取和商品化用户的个人数据。如果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是以现代雇佣关系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话，那么用户就会得到工资，作为他们数字劳动力商品化的回报。他们可以用这笔钱购买各种生存资料。与这种货币支付不同的是，“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用户没有获得一种通用的交换媒介，而只是一种特定的传播手段。通过给予用户访问他们平台的权力，“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没有提供一般的生存手段，访问平台只是获得了一种特定的交往手段，但这种手段的使用为平台的利润利益服务。这并不是说我主张向广告资助的企业互联网平台的用户付费，我宁愿主张创造非商业、非盈利的替代方案，完全逃避、扬弃和与商品形式作斗争。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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