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米汉(2002)指出受众商品是按性别划分的：
(a) 销售广告的雇员往往是女性和低工资者。
(b)广告商和广告产业多基于某种假设，认为受众商品具有性别歧视价值观，所以“除了那些白人、年龄在18—34岁之间、异性恋、说英语的高端男性受众商品之外都会受到歧视”(Meehan，2002，220)。关注媒体中性别与阶级、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性与金钱的联系，是女权主义者和政治经济学家所面临的一项被忽视和共同关心的重要任务(Meehan and Riordan，2002)。瓦莱丽·斯蒂夫斯(ValerieSteeves)和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2002)指出，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天然的盟友，但存在着一个对社会主义的偏离以及女权主义中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联系兴趣的偏离。他们强调，女权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仅是注重性别和媒体的文字、符号及话语，而且要认识到“文字、符号和话语在塑造不平等结构方面的重要性”(Steeves and Wasko，2002，26)。
苏特·杰哈利(Sut Jhally1987，第二章)提出，达拉斯·史麦兹的受众商品概念过于含糊不清。杰哈利说广告商把受众的观看时间作为商品购买，他的核心假设是，人们应该把“观看时间视为媒体商品”(同上，73)。“当受众观看商业电视时，这是在为媒体工作，既生产价值，又生产剩余价值”(同上，83)。他认为电视网购买了受众的观看力(同上，75)。杰哈利提出受众的观看时间是节目时间，而广告观看时间是剩余时间(同上，76)。受众的工资就是上演的节目(同上，85)。“上演的节目即观看力的价值是受众的工资，是传播产业的可变资本”(Jhally andLivant，1986/2006，36)。问题是，在一个以货币和资本为主要结构的社会中，观看时间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工资的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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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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