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莫斯可和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2008，62)强调，在将人们的注意力贩卖给广告商的过程中，通过描述家庭受众劳动的程度，史麦兹奠定了一个自愿的、低工资和无酬劳动研究的基础。资本主义、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联系在近年越来越明显，需要更多地分析，而且可能是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现的不同受剥削群体之间团结的基础。哈里·克利弗（2000，123)认为，资本主义“试图把所有休闲的、或自由时间的活动改变成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与其把无报酬的非劳动时间’自动地视为自由时间或完全与资本对立的时间，我们还不得不承认资本试图融合这一时间于它的积累过程中……换句话说，资本通过创造社会工场试图将个体消费’转化为‘生产性消费’”。全球生产方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媒介和文化，在其中有：家务工人、消费者购买商品、活跃的再生产劳动力、媒介受众工作；互联网用户生产数据商品；贫穷国家的奴隶制工人采掘用于生产硬件的矿物质；低收入的儿童、妇女和其他工人：处于极端恶劣和危险的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和其他制造公司的装配计算机、电话和打印机的儿童、妇女和工人；高薪和过度工作的企业诸如谷歌和微软的软件工程师；在发展中国家创作、转换或编辑文化内容以及为公司（西方媒介和传播企业的分包公司）编辑软件的收入较低的知识工人；专注传播服务的呼叫中心以及其他服务机构的女性低工资劳动力，等等。在劳动的国际分工中传播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上的知识劳动者们将会团结起来吗?”(Mosco andMcKercher，2008,13)。
“城市”是当今斗争的关键地点之一(David Harvey Hardt and Negri,2009)。“都市是一种公众的生产工厂……，随着向生态政治生产霸权的迈进，经济生产空间和城市空间趋于重叠。不再有一个工厂的围墙把彼此分开，外部因素’不再是生产地点的外部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使它们得到了价值。工人们的生产遍及整个大都市，无孔不入。事实上，除了城市自身的生活，公众的生产变得什么也没有了”(Hardt andNegri，2009，250—251)。商业社交媒体表明，互联网同时是一个游乐场和工厂(Scholz，2011)，它们把“网络公众锁在一个‘围墙花园’里，在那里他们可以被征用，他们的联系就是工作，在那里他们的迷恋和愿望被货币化”(同上，246)。互联网用户商品化是每件东西商品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导致了工厂和剥削的全球化。“商品化假定财产权的存在遍及过程、事物和社会关系，它们都穿上了价格的衣服，它们在法律合同的保护下可以进行贸易……当然，在实践上，每个社会都会设置一些商品化始末的界限”(Harvey，2007，165)。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被视为商品东西的界限。“性、文化、历史、遗产的商品化，自然景观或天然疗养场所，这些从未被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东西都被贴上了价格的标签”（同上，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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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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