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林(2011)认为，在广播电台工作的不是受众而是统计学家们。广告商想买的不是受众本身，而是统计人员相对随意地衡量收视率所产生的某一特定受众的信念。受众没有工作，而是统计员和市场主管们在工作(同上，84)。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视觉来看(也是史麦兹使用的视角)，受众的劳动时间是他们消费商业媒体的时间。劳动价值的确切数量永远无法确定，因此马克思说：“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Marx，1867c，129—130；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受众创造了商业媒体商品的价值，而受众统计数据则是根据一定规模的样本近似于平均受众数量来决定受众商品的价格。统计工作者在确定价格和将媒体的劳动价值转化为价格方面至关重要。
在企业社交媒体上，用户创建内容并浏览内容，通过传播、更新他们的个人资料与其他人建立并维持联系。他们花费在这些平台上的所有时间都是劳动时间。广告商在“脸书”(facebook)或谷歌上购买的互联网产消者商品是基于特定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年龄、地域、教育、性别、工作场所等的)和兴趣的(例如，在谷歌输入某些关键词或者在“脸书”(facebook)上识别了某些兴趣)。所以，一个特定的群体可以被确定为目标群，群成员在特定社交媒体平台上耗费所有时间构成一个特定的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的价值(工作时间)。此工作时间包含社会关系管理和产生声誉的文化活动。所以，人们需要反映媒体经济价值的生产是如何与布尔迪厄(Bourdieu)所说的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相联系的。用户使用社交媒体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争取获得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交资本(社会关系的积累)、文化资本(资格、教育、知识的积累）以及符号资本（声誉的积累)。为了生产社交、文化和符号资本，用户耗费在商业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时间是产-消者商品化过程转化成为经济资本的过程。商业社交媒体的劳动时间是转化布尔迪厄式的社交、文化以及符号资本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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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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