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阿维德森(AdamArvidsson)对数字劳动假说和史麦兹的受众商品方法进行了批判，“因此，只有在劳动具有价格和它已经转化成为以某种方式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的时候，劳动价值论才能成立。显而易见，把劳动价值论运用于生产实践领域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给定的价格就很难在雇佣关系外开展”(Arvidsson，2011，265)。如阿维德森(2006)、福克斯(2009a)以及科特和派伯斯（2007)研究表明，“在数字劳动没有价格的情况下就很难区分生产与非生产时间，那么这将难以维持”。马克思主义“剥削”这一概念将被应用于消费者合作生产这一过程中(Arvids-son，2011，266—267)。“但由于自由劳动是免费的，并无价格，因此，不能被视为是价值的来源”(同上)。阿维德森得到的结论是数字劳动不受剥削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价格(如，它是无酬的)。
数字劳动并非历史上唯一没有报酬的工作，人们可以想到家务劳动或奴隶劳动。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家务工人是受资本主义父权制剥削的人群，这也是一个“进行原始积累”的据点(Mies，BennholdtThomsen and Werlhof，1988，6)：他们无酬、不自由地为资本主义履行职责。因此，它们是极端剥削的有力据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观点是，“生计生产——主要是通过殖民地中的女性无酬劳动和其他诸如奴录、合同工、农民等的无酬劳动来维持的，以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得以建立和剥削的长久基础”(Mies，1986，48)。
古典奴隶、家务工人以及网络用户的显著区别是，前者受到身体暴力的压制(如果他们停止工作，很可能会被杀害)，而家务工人则有时受身体暴力以及爱与情感的胁迫，至于网络用户则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裹挟（他们被迫使用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平台来维持其社会关系及声誉，如果停止使用这一平台，虽然不会殃及生命但很可能会被周围所孤立)。但是所有这三种形式的劳动创造的价值都被他人所无偿占有(奴隶主、资本家、雇佣方以及公司)。以上劳动均无报酬，而他人却剥削了他们所有的工作时间。阿维德森错误的假设是，剥削只有在工资支付的情况才会出现。这一假设淡化了剥削的恐怖，还意味着古典奴隶和家务工人没有受到剥削。因此，在种族主义生产模式和父权制背景下，他的假设是有问题的。更有趣的是，阿维德森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批判了自己赞成免费劳动剥削理论这一论点。
第四章达拉斯·史麦兹和当今受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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