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其结果是员工之间的竞争和强烈的疏远。与此同时，柔性管理技术往往与对他们工作的全方位监视相结合：“这种直接和间接组织控制技术的结合，使公司能够从员工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工作，并因此使生产率最大化。但它也有一个矛盾：期望员工转变成个体化、自我管理和自我指导的企业家’员工，同时他们必须在一个严格控制和客观的管理体系内执行任务，这种管理体系可以追溯他们的一举一动”(同上，第29页)。
在IT行业组织工会是有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有许多工人和管理人员认为，工会组织会损害印度的资本主义；其二，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雇员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工人。相反，他们把自己看作是知识型专业人士(Mukherjee，2008)。印度的西孟加拉州甚至立法禁止IT行业的罢工行为(Stevens and Mosco，2010)。在印度实行工会组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人们认为工会与政治党派牵扯太多(James and Vira，2010)。此外，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采用柔性管理技术，推进个体化和削弱集体谈判，对工会化产生了负面影响(Upadhya and Va-savi，2008年)。史蒂文斯(Stevens)和莫斯可(Mosco，2010)描述了印度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进行工会化组织的尝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UNITES组织(IT专业服务人士团体）的成立，但是现在该组织正在苦苦挣扎，企图吸引更多的成员加入。
第四节 结论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78，153)提出，马克思在关于印度的论述中写道，“在摧毁亚洲的过程中，英国使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成为可能”，因此他感受到了“东方人的痛苦，而他们的社会正在剧烈转变”为“历史的必然性”。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2010，20)承认，在马克思关于所有的社会都将可能进行与西方相似的发展道路的论断中存在一些问题，同时他把后者的道路问题归结为发展的最终模式。但这“绝不是暗示其(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缺乏同情”。马克思在他论述印度的文章中真实地写道：“英国人的干涉”摧毁了印度的社会及其经济，但也因此带来了“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Marx，1853a；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马克思还论述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要建设性的革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Marx，1853b；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但这并不是马克思1853年关于印度的文章的全部现实。他说，在印度和任何活跃的地方，资产阶级“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同上；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0页)。并且，马克思还提出，“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同上；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1页)。这篇文章所体现的是马克思希望并乐意看到的“印度解放运动的兴起”(Anderson，2010，24)及他对此抱有的同情。他从没有把印度人民看作是被动的，无力进行革命的民族，而是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切统治都会造成苦难、流血、污垢和堕落，印度的情况就是如此。他还说，印度人不会从这种资本主义和殖民统治中获益。鉴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特征，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印度、英国和世界都需要进行社会革命。这是马克思关于印度论述的最终结论。马克思主义对印度的分析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第八章新帝国主义的劳动分工：印度软件业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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