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发现，工作酌处权（雇员对工作速度、工作方法、休息时间、任务完成和客户反应的处理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相当低：在1—5(最大值）分之间仅有2.6。研究发现，39%的被分析的呼叫中心的工作质量都很低，其工作裁量权较低，绩效监测能力却很高。另一个结果是，36%的员工从事极低质量的工作，67%的员工更低于“极低质量的工作”这一标准，而只有14%的员工从事着高质量或极高质量的工作。“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呼叫中心的绩效监测是通过确保员工持续高水平的任务努力来实现的。……高度的监控加速了身心资源的枯竭，这会导致人们的幸福指数降低”(Holman，Batt and Holtgrewe，2007，42—43)。低质量的工作也能导致压力增加，反过来又导致了疾病和请假次数的增多，这可以从每名雇员每年的病假天数平均数为6天的情况中看出。
全球呼叫中心项目总体上发现，呼叫中心工作的标准化程度很高、业绩监测很高、员工对工作过程中的决策产生的影响较低、工作质量低下、女性就业率高。研究发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通过这些国家工会权利及影响力得以阐释。在那些国家中，呼叫中心的工作质量较高、流动率较低，工资也不太分散。“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严重依赖以成本为中心的模式不仅导致了低质量的工作，也引起客户不满和员工的流动”(Holman，Batt and Holtgrewe, 2007, 45)。
英语国家的首选外包工作地点（如银行、能源、娱乐、保险、媒体、零售、技术、电信、旅游、公用事业）是印度。财富500强中的400个公司已在印度有呼叫中心，特别是在班加罗、德里和孟买。总体而言，呼叫中心离岸外包可以节省25%—50%的成本。印度吸引了大部分国际外包的呼叫中心工作。研究发现，在印度，呼叫中心的工作是重复性的，其特点是严格的纪律和对员工的大规模监视，这些对员工的健康已经产生了负面影响：如肌肉紧张、头痛、眼睛疲劳、重复劳累损伤(RSI)、语音丧失、听力问题、压力、恶心、头晕和恐慌发作等。由于员工缺乏参与决策，这一工作具有等级特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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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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