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认知、交流和合作真的能发挥作用吗?于尔根·哈贝马斯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马克思、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扩大了行动的目的论概念，因此，相对化了“有目的的理性，反对达成理解的模式”(Habermas，1984，343)。对工具理性的高度重视不会对交往理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马克思辩证地将“制度与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使“大型工业中的工人的主体间性在资本的自我流动中受到削弱”(Haber-mas，1987，340)。因此，哈贝马斯一方面明确区分了以成功为导向的目的性（工具性、战略性)行动；另一方面区分了以达成理解为导向的交往行动(Habermas1984，285—286)。对哈贝马斯来说，工作永远是一种工具性的、战略性的、有目的的行动形式。
第十一章理论化社交媒体数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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