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意识形态相联系。利奥波尔迪纳·福尔图纳蒂(LeopoldinaFortunati，1995)认为，生产既是价值的创造，也表现为价值的创造，而再生产是价值的创造但也有不同的表现。劳动的双重特征不仅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划分，还包含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父权制意识形态认为雇佣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将再生产定位为非价值，使生产和再生产都能发挥价值生产的作用”(同上，9)。“再生产工作的主观条件假定与生产性工作的主观条件相分离”(同上，12)。企业社交媒体的家务劳动和用户劳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两者都是无报酬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形式。两者的意识形态主题展示了这些隐藏家务工人和用户被剥削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形式，从而这些形式使得资本家利润最大化。父权制意识形态否认家务工作的生产性。福尔图纳蒂的分析在意识形态上否认了家务劳动的生产力，他在意识形态上否认了企业互联网平台上用户劳动的生产力，这是由用户生成内容和产品商品化所产生的。让用户难以理解的是，被剥削的劳动是一种经常感觉很有趣的劳动，而且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就像家务劳动、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边界在用户劳动中往往是模糊的，玩的时间和休闲的时间也是工作时间。用户劳动和剥削分离的意识形态案例是在乔纳森·塔西尼(JonathanTasini)对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或《赫芬顿邮报》阶级行为诉讼中的一项裁定。塔西尼是一个博主，在美国在线服务公司（AOL)以3亿1500万美元买下了《赫芬顿邮报》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平台之后，他起诉了《赫芬顿邮报》，并认为，《赫芬顿邮报》的商业化导致了对博主们为邮报作出贡献并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博主们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在判决中，法官驳回了这一要求，认为“根据纽约法律，原告必须为在不当得利的理论下被追回的索赔请求赔偿。”申诉没有这样做，因此对不当得利的要求必须予以驳回。没有人强迫原告为《赫芬顿邮报》的出版工作，原告坦率地承认他们没有期望得到赔偿(2012年，纽约南区美国地区法院，12一13)。法官的论点是，如果工人不期望得到报酬(例如，因为工作是家庭或友谊关系的一部分，或者是因为工人相信项目的公益用途)，就不可能有剥削。这一判决主观地处理了剥削，没有考虑到，在两者（a）家务工作和(b）企业社交媒体无酬用户工作之间，企业实质上获利是借助于(a）再生产劳动力的家务工作(b）创造数据商品的用户工作才使得资本积累可能实现。此外，法官认为，如果有人愿意被剥削，那就不是剥削。假如奴隶不得不选择，他可以自由或者继续被别人奴役，她或他有许多的理由可以选择奴录制尽管他或她的选择可能难以理解，但他或她仍将继续被剥削。对于被给予性剥削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是否这是自愿或不自愿的劳动，或者他们希望得到或得不到补偿，家庭工人和用户都会选择担任这些角色。资本从这些劳动形式中获利的情况表明了剥削的存在，存在着客观的剥削标准。为了否认剥削的发生，父权制和资本主
第十一章理论化社交媒体数字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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