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第二至第十一章结论
当你使用手机、iPad或笔记本电脑进行谷歌搜索或者在“脸书”(facebook)上发布状态消息或评论时，整个过程你会感觉即时而简单，而且会高速进行。这种直接、简单和高速的网络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使用掩盖了这样一种情况：为了实现这一进程，必须进行复杂的全球分散但必然相互关联的劳动过程，即数字劳动国际分工(IDDL)。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不仅发展了一种意识形态技术拜物教——乔迪·迪安(JodiDean)将其定义为互联网拜物教，其起源于管理理论和资产阶级，并提出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自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和全新的世界的想法；而且还有一种内在于生产关系的互联网拜物教：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生产的全球价值链非常复杂并分散全球，因此很难追踪到底是哪种形式的劳动和剥削对象化于设备，以及某一时刻发生的服务之中。
计算机各个部分的制造商、计算机的内容传播和产品生产以及企业所有者，这些元素被组织而且是独立和分散的，同时还通过数字劳动国际分工(IDDL)匿名相连接。它们从形式上看是独立的，但从劳动分工来看又是紧密联系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生产一工作关系必然获得一种物的价值形式，而且只能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Rubin，2008，62)。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用户面临着如马克思所言的代表着“人们自身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Marx，1867c，165；译者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价值“没有在额头上写明它是什么”(译者注：同上，第91页)：奴隶制关系、剥削、帝国主义、家庭主妇式工作和原始积累，它们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业劳动关系的核心，从数字媒体人工物上看不出来，但却对象化于其中，因此对用户来说是看不见的，也是无法辨认的。价值“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同上，167；译者注：同上，第91页)。数字商品的社会性（即剥削性)特征隐藏在其作为事物的直接外观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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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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