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这些敌对状况就得通过阶级斗争并建立一个不同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经济。韦伯的方法更多地关注群体内部的相似性和特征，而不是群体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转向已经脱离了阶级，故意不讨论或分析阶级。因此，当今把阶级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任何转向都是重要的。但一个多元的阶级概念并不一定更复杂，它可以是一个简单的不易组合在一起的多维假设。马克思和韦伯的方法都关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它们在理论和政治上的差异是：马克思的方法允许人们分析对立的剥削关系，并呼吁废除剥削的根源。韦伯方法强调阶级地位和状况，它们不一定看到阶级对立，因为它们在政治上倾向于提倡阶级妥协。阶级地位和情况在经济上被定义为由于生活机会的分布而致。个人被视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有相当数量的收入、财富和家庭消费模式、可比较的生活方式、职业、社会地位、社会保障、社会流动性、技能，等等。约翰·戈德索普(JohnGoldthorpe，2000)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80)提出了两种著名的当代韦伯主义阶级方法。如何定义阶级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和政治意义。鉴于一个以多种剥削关系为基础的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现象，马克思主义对全球社会的分析是最为恰当的方法。
韦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之间的差异对于理论化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韦伯的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概念中，这些媒介的定义是通过用户类似的生活机会来定义的，例如，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使用的程度。然后，谈到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是否工薪阶层对某一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具有有意义的访问并充分利用它们。由此产生的核心的政治问题是工人对某些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没有使用权，问题一旦解决就可以了。在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概念中，所有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的生产过程、生产手段和生产结果由工人集体拥有。相反，如果某些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那么这种生产意味着对工人的剥削。所以这些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与工人的客观利益相矛盾，因此不能被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相应的政治问题是反对资本主义特征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与社会的斗争。韦伯的方法关注访问和使用，马克思的方法关注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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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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