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互联网导致运动的出现、运动是在互联网上产生或运动是基于互联网的种种构想，传达了一种基于公开的技术决定论的逻辑：技术被认为是导致某些具有社会特征的现象的行动者。运动不是由互联网造成的，而是来自社会的对立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互联网是一个技术社会系统，由利用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社会网络组成。互联网植根于当代社会的对立之中，因此没有内在的或决定性的影响。利用互联网采取的集体社会行动可以产生相对较小的影响，或抑制或加剧现有趋势。实际影响取决于社会背景、权力关系、动员能力、战略和战术以及斗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结果。卡斯特的模式很简单：社交媒体导致了革命和叛乱。他赞同关于“推特’(twitter)革命”和“脸书’(facebook)叛乱”的广泛的意识形态讨论。这一讨论最初受到保守派博客作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Sullivan）的欢迎，他声称，在2009年伊朗抗议活动背景下，“革命会‘推特’(twitter)化”：“你不能再阻止别人，你不能再控制他们，他们可以绕过你现有的媒体，他们可以互相广播，他们可以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越来越清楚的是，在过去几周内，爱哈卖迪·内甲德(Ahmadinejad)和保守派毛拉(Mullahs)被这项技术搞得措手不及，还有它是如何帮助激发反对派运动的。”(Sullivan，2009)。
卡斯特认为，“运动越能通过通信网络传递信息，公民意识越强，且公共交流领域就越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领域”(Castells,2012,237)。在这里，他假定政治信息的技术可用性、集体意识的变化和以间接成比例方式兴起的政治抗议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但是，社会现实比这种简单的行为主义模式要复杂得多(互联网是刺激因素、批判意识和政治行动的反映)。信息可以在线而不涉及许多公民，例如，因为他们不知道信息的存在，因为信息在结构上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们对它不感兴趣，或认为它没有意义。互联网和媒体一般也可能被关闭或审查，那些管理他们的人会被监禁、遭受酷刑或被杀害，这些都不是各州为了遏制抗议运动而采取的罕见做法。卡斯特还低估了意识形态在异质社会中可能发挥的实际或潜在作用：如果权力组织设法说服大众，社会问题与它们的实际原因不同，那么批判意识的崛起就会受阻。从历史上看，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建造替罪羊来实现这一目标的，比如犹太人、黑人、移民、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他们会被指责为社会问题的罪魁祸首。即使在媒体网络上可以获得挑战意识形态的替代信息，也不能保证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民的挑战。如果斗争不仅以物质形式呈现，而且也为替代思想而斗争，那么就有可能打破意识形态中普遍存在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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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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