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版，第123页)。共产主义需要借助高生产率的技术来实现劳动节约型经济，一般劳动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的。公有制和高水平的生产力赋予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作具有一种新的特征。工作不再是劳动，不再被异化，劳动过程和所有的构成要素都是共同控制的（消除了外国所有权)，自我决定的时间可以最大化，工作可以是多样的，且成为多种创造性活动的表现，这些活动主要不是满足人类必要需求，而是人类的乐趣它们超越了需要，不知稀缺为何物。劳动转化成了工作。
赫伯特·马尔都塞(1955)认为，操作原则(performance principle)意味着“桑纳托斯”(Thanatos，译者注：希腊死亡之神)控制着人类和社会，而异化释放了人类的侵略性冲动(去崇高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从而导致了一个全面的暴力和侵略性的社会。由于晚期现代社会实现了高生产率，一个历史的选择将会成为可能：消除压抑的现实原则，将必要的工作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由时间，人类社会和身体的“色情化”，通过希腊爱神塑造社会和人类，爱欲的社会关系得以产生。如此一种发展将会是这样的一种历史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不符合资本主义和父权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作(和整个社会）可能成为“好色”和快乐的；劳动不会支配快乐原则，而快乐原则将塑造工作、经济和整个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工作不再需要组织生活必需品，而是生产力如此之高，几乎没有必要的工作来保证人类的生存，从而使创造性活动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时间。必然王国步入了自由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Marx，1894，958—959；译者注：《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页)。自由王国是“超越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此在的实践(Dasein's praxis)的特定模式”(Marcuse，1933，144)。摆脱了生产的必然性，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服务于仅仅使存在者存在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建构和保护生活空间的不懈努力。它当然有它的改变。劳动的目的不再是作为有些东西的存在者的形成和实现，相反，劳动产生于存在者实现的形式和充分性”(Marcuse，1933，144)。自由王国废除了劳动的分工，这种劳动分工服务于自由和必然的本质性联盟(同上，149)。纵观工作和劳动概念，我们下一步可以考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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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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