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2009)认为，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威利斯(Willis)和霍尔“坚决承诺致力于阶级分析”(VincentMosco，2009，233)，但之后的文化研究变得“对政治计划和政治目的的承诺不那么清晰”(229)，文化研究更多地关注劳动，即占据绝大多数人的清醒时刻的活动，这是很难做到的(214)。科林·斯帕克斯(ColinSparks)描述了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研究版本和“迈向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远离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ColinSparks，1996，71)。他认为，霍尔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控制危机》(PolicingtheCrisis)一书中达到高潮。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受到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Laclau)方法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对任何自我定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缓慢偏离”(ColinSparks，1996，88)。由此产生的文化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两者之间的距离对于斯帕克斯而言是一个“倒退”(同上，98)。嫁接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将会是“一个重要而多产的项目”(同上，99)。埃内斯托·拉克劳、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之间有一个三方对话，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方法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语言把戏，“把‘阶级’转换成为一个点数链中的更多链接……种族、性别、族裔等等——和阶级”(Butler，Laclau and Zizek，2000，297)，为了弱化阶级，拉克劳谈到了“解构阶级”，蓄意地把阶级作为这一链条上的最后一个元素(同上，296)。齐泽克在此背景下表示，通过假定一种“不可还原的多元斗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仅仅是城里的游戏’”，并放弃了“任何真正的试图克服现存资本主义自由制度的企图”(同上，95)。科林·斯帕克斯认为，文化研究中的拉克劳式的举动必定会“给予种族、阶级和性别神圣的三位一体’每个元素以同等的分量”。据克拉劳自己说，其方法的任务是要蓄意忽视和降低阶级的重要性而支持其他形式的力量。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经济处于总体复苏，人们再次开始对马克思的作品产生兴趣，由此这激发了如下问题即马克思应该在传媒和文化中起什么作用，以及他的作品在这一研究中真正担当何种角色的问题。为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作出贡献，本章论述了马克思在文化研究代表作品中的作用，主张在研究媒介、传播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阅读和解读马克思的著作。
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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