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ssberg，1995，80；也见 Garnham，1995a，b)。
格罗斯伯格呼吁在文化研究中更多地关注经济问题。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参与经济学、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他提出并驳斥了一种论点：为了避免经济还原论、并在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础上把经济视为矛盾系统，价值概念需要拓宽。所以，为了抛弃马克思和劳动价值论，而采用相对主义的文化经济方法，他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伪装论(矛盾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托比·米勒(TobyMiller)认为，格罗斯伯格讽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要求他“重新思考反马克思主义”，因为它是“错误的目标”(Miller，2011，322)。
约翰·哈特利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代表了另一种重要的方法，他提出了将文化研究与经济学相联系的观点。
第三节约翰·哈特利：《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未来》
哈特利(2012)描述了“对话式传播模式”的产生(2)，在其中，每个人都是制片人(3)，并讨论了媒介和文化研究模式的含义。他的总体观点是，随着支撑社交网络和用户生成内容的在线平台的兴起，生产和传播、新闻、公共领域、大学、大众媒体、公民身份、档案和其他机构变得更加民主，因为“人们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同上，14)。这些发展是通过“消费者企业家身份”(同上，25)、社交网络市场(48)以及微观生产力(52)的产生而发展的。哈特利同意格罗斯伯格文化研究正处于危机之中的评价。文化研究将会失去动力和冒险精神，也会迷失在“无限可扩展的微观层面”的分析中，而这些分析没有“足够关注宏观层面”
第三章当代文化研究和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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