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上，28)。与格罗斯伯格一样，哈特利断定文化研究“没有与经济学进行持续对话”，并“一直远离经济学内部湍急的变化”(同上，35)。哈特利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文化经济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他提到了乔姆斯基、加纳姆、米勒和席勒；同上)，但他声称这种做法“太具挑战性，预先知道什么是错误的”(46)，并假定“整个系统的单一原因决定论”(55)。
哈特利把经济学引人文化研究的版本被称之为“文化科学2.0”，并希望通过运用演化经济学而达到这一目的。该方法强调当今文化业的价值由社交网络中公民和用户共同动态地创造。哈特利隐喻地运用了演化系统理论、复杂性理论和自组织理论的语言，它没有系统地运用这一理论方法的概念(如控制参数、临界值、波动、反馈回路、循环因果关系、非线性、分岔、自动产生、有序走出混沌、涌现、开放、对称制动、协同作用、不可预测性等)于互联网(至关重要的一种不同的方法，见Fuchs2008)。哈特利也没有认真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像哈耶克(Hayek)(自发秩序概念)和尼克拉斯·罗曼(NiklasLuhmann)(功能分化和自我参照的概念)这些思想家都使用了意识形态合法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组织和复杂性语言（见Fuchs，2008，第二、三章)。哈特利（Hartley，2012，57)只简单地问道，是否他的方法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盯梢”。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回答基于这样的事实—，《广告克星》(Adbusters)杂志也曾积极地提到了演化经济学。就如同哈特利(2005)早期的一部作品一样人们对《文化和媒体研究的数字未来》的印象是，企业管理顾问的PPT展示，其目标是“培养企业家的自我意识”(McGuigan，2006，373)。哈特利提出，一方面，文化分析是由威廉斯的“批判”方法或霍尔的传统方法所塑造的；另一方面是由以“费斯克(Fiske)或哈特利”传统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方法所塑造的，这种方法“尽可能广泛地宣传参与式媒介的解放潜能”。批判与浪漫的对立逻辑意味着哈特利认为自己的方法是非批判性的，因此，他坚持浪漫主义传统和文化研究从“批判”的方法转向以演化为方法论目标的思想(同上，183)。依据哈特利的观点，理论重点将会从批评研究向演化转向。他主张可以称之为非批判性的演化文化研究。
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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