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页面最终真的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要求人们穿黑色衣服来表明自己的身份时，距离强奸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成员们已经感到沮丧和没有动力，这个页面也失去了很大的动力。据另一位受访者迪内什(Dinesh)称，在250多名回复者和7万多名页面“赞”者中，只有大约1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2013年7月20日)。这次活动很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然而，Facebook上并没有发布这次活动的最新消息，迪内什也没有提到这次聚会的任何结果。
然而，总的来说，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共同努力参与集体行动，也没有目标对手，该组织似乎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达到目标的手段。这些因素将成为构建代理的主要障碍。
此外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想指出两个不适合集体行动框架的因素，但在考虑微观行动主义的影响时，它们是相关的。首先，不管他们在动员和行动上有多么成功，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和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都履行了向该网页的关注者提供案件重要更新的职能。第二尽管“为达米尼伸张正义”未能将焦点集中在一个有动机的演员身上，该组织可以动员起来反对这个演员，但该网站只是不时地宣称，达米尼被强奸是没有借口的，该网站在成千上万的粉丝面前表明了反对指责受害者和羞辱受害者的立场。
结语
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有别于为达米尼伸张正义，并促成其成功参与集体行动的三个因素是，该组织有能力建立三个集体行动框架:不公正、代理和同一性。当谈到不公正的框架时，库勒娜·哈立德·赛义德能够引导埃及年轻人对“敌人”的强烈道德义愤，这种“敌人”足够具体，让人觉得它可以被击败或至少受到攻击，也足够抽象，让人觉得可以进行长期的结构变革。该团体还利用创造性的集体行动和一定的象征元素来发展集体同一性，并建立了强烈的归属感
Sharone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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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