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尼姆写道，虽然他觉得实际人数要低一些，但“路透社的一篇新闻报道称，有8000人参加了沉默站”。这个摊位的照片被贴在网上，世界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故事。成员们表示，这个团体对他们的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以前从未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在高尼姆组织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4%的参与者表示“沉默站”非常有效或效果令人满意，72%的人表示他们会参加下一次活动。机构的集体行动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加强。没有什么比高尼姆在“沉默站”之后的一篇帖子更能表达这种感觉了：
上周五，这个页面启动了…周二穆罕默德发送了他的建议，并宣布给大家....周五，超过10万名成员加入了该组织，数千人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市实施了一个埃及从未有过的想法....所以我们能做任何事情吗?!
虽然该组织在代理意识上从来没有统一或一致，尽管它经历了一段缺乏行动和关注的时期，但在该组织组织的其他行动中，同样强烈的代理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沉默革命，当然还有1月25日的革命(高尼姆，2012:79,81,84,103)。
这种话语和焦点与我们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中看到的截然不同，在《为达米尼伸张正义》中，一种沉重的挫败感和缺乏代理的感觉悬在空中。这是因为，首先，正如你在上面关于不公正框架的章节中看到的，管理员和小组成员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合适的有动机的行动者来对抗。他们没能将一群无关联青年的随机性暴力行为置于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的结构中(Gamson,1992: 33)。如果没有正确的“敌人”和目标，就很难觉得一个人可以改变任何事情，或者他所寻求改变的事情会真正产生影响。正因如此，在强奸案发生后仅仅几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该页面的“点赞者”们就不断地发布着对强奸犯尚未被绳之以法感到沮丧和愤怒的信息。虽然有可能，但考虑到准备这类案件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一个被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学者和公民仔细审查、分析和撕裂的案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此时此刻，如果有一位像高尼姆这样的管理者在场，帮助将对话转向更广泛的司法体系结构，那将是非常理想的
Sharone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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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215/aupress/978177199129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