碍。不是因为视觉功能受到了损害，所以那些指示动作成了不可能的，而是因为指示的姿势是不可能的，所以视觉刺激物只能引起33一些不完全的反应。我们应该承认，声音由其本身引起的毋宁是一种抓的动作，而视知觉唤起的是一种指示的动作。“声音总是把我们引向它的内容，引向它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相反，在视觉表象中，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撇开’内容，我们毋宁被引向客体所处的空间地盘。”①因此，一种意义与其说是通过它的各种“心理内容”的不可描述的性质，不如说是通过呈现其客体的方式、通过其认识论结构(其性质是这一结构的具体实现，用康德的话说，是其展现)获得界定的。对病人进行“视觉刺激”或“听觉刺激”的医生相信自己在检验病人的“视觉感受性”或“听觉感受性”，相信自己在调查构成病人之意识的一些感性性质(用经验主义的语言来说)，或病人的认识所拥有的一些材料(用理智主义的语言来说）。医生和心理学家从常识那里借来了“视觉”和“听觉”的概念，而常识认为它们是单义的，因为我们的身体事实上包含着一些在解剖上有别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并且意识可区分的内容按照一种“恒常”的普遍设定被认为是与它们相对应的，而这种设定表明我们对自已是天然地无知的。②但是，这些被科学系统地采纳和应用的模糊概念会阻碍研究，并最终引起对各种素朴范畴的全面修正。实际上，对各个阈限的测量所要检验的，乃是先于感性性质的各种规定以及先于认识的展开的一些功能，乃是被试使围绕着他的东西—要么作为活动的极点以及采纳或排斥行为的极限，要么作为认识的场景和论题一—为他而存在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是用大量感性性质，而是用赋予周围环境以形式或结构的某种方式来界定活动的背景和视觉时，小脑性共济失调症的运动障碍和精神性盲的运动障碍才会是一致的。因此，通过归纳法的运用，我们被重新引向实证主义想避免的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归纳法只有在不局限于记录一些共同在场、共同不在场和共同变化时，只有在用不包含在事实中的一些观念来构想和理解事实时，才能达到其目标。我们并不需要在把疾病的意义提供给我们的关于疾病的描述和把疾病的原因提供给我们的说明之间进行选择，而且不存在没有理解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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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①戈尔德斯坦，指示与抓住)，第458-459页。
②参前面的引论，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