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的观念将永远不会被一个判决性实验所证实，将永远只是或然的。但是，它仍然是函项与变量关系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观念。大气压应该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但是，它最终仍然是一个第三人称过程，是一定数量的变量的函项。如果行为是一种形式，各种“视觉内容”和各种“触觉内容”、感受性和运动性在其中仅仅作为一些不可分离的环节出现，那么它仍然不能通过因果思维获得理解，它只是对于另一种思维来说才是可以领会的，——这另一种思维接受初生状态的客体(就像它向亲历它的人显现的那样)，连同它那时被笼罩在其中的意义氛围，并且寻求进入这一氛围之中，以便在各种散乱的事实和症状背后找到被试的整体存在(如果涉及一个正常人的话)，找到他的根本障碍(如果涉及一个病人的话）。
如果我们不能用各种视觉内容的缺失来说明抽象动作障碍，因此也不能用这些内容的实际在场来说明投射的功能，那么还有一种方法似乎仍然是可能的：它不是通过把症状回溯到一个本身可观察的原因，而是回溯到一个可知的理由或一个可能性的条件来重构根本的障碍，也就是说把人类主体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其每一个显示都是完全在场的意识。如果障碍不应该与内容相联系，那就应该与认识的形式相联系，如果心理学不是经验主义的和说明的，它就应该是理智主义的和反思的。完全就像命名行为一样，①指示行为假定：客体不是被身体所接近、抓住和吞没，而是与身体保持着距离，并且在病人面前形成图像。柏拉图仍然承认经验主义者用手指示的能力，但真正来说，如果这一沉默的动作所指示的东西尚未从瞬间实存、单子实存中被夺取出来，被当作先前在我这里显现的东西和同时在他人那里显现的东西的代表，即被归入一个范畴或被提升为概念的话，也是不可能的。病人之所以不再能够用手指指示我们触摸的其身体的一个点，是因为他不再是面对一个客观世界的一个主体，是因为他不再能够采取“范畴的态度”。①同样，抽象动作只要预设了目标意识、只要被这一意识所支撑、只要是为已的活动，就会受到损伤。实际上，它不是由任何实存着的客体所引起的，它显然是离心的，它在空间中勾画了一种无根据的意向：这一意向朝向本己身体，并且把它构成为客体，而不是穿透它以便透过它通达各种事物。因此，抽象动作中寄寓着一种客观化的能力，寄寓着一种“象征功能”②、一种“表象功能”、一种“投射”能力①这一能力已经在一些“事物”的构造中起作用，它把各种感性所予看作是一些代表另一些的、全部一起代表一个本质的，它给予它们一种意义，内在地赋予它们以生机，将它们整理成系统，使许多经验围绕着同一个可知的核心，使一种可以从各个不同视角识别的统一性呈现在它们那里，总之，就在于在印象流背后安排一个给予它们以根据并赋予经验材料以形式的不变者。然而，我们不能说意识有这一能力，它就是这一能力本身。只要存在着意识，并且为了存在着意识，就需要存在着意识就是关于它的意识的某一个东西，即一个意向性对象，而且，意识只有“非实在化”自身并投人到客体之中、只有整个地处在对某物……的这种参照中、只有是一种纯粹的意指行为，才能够朝向这一客体。如果一个存在是意识，那么它应该不外乎就是诸意向的组织。如果它不再能够由意指行为来界定，那么它就会回到事物的状态：事物正好是那种不能进行认识的东西，是那种对自己和世界处于一种绝对无知状态的东西，因而是那种并非真正的“自身”，也即“为已”，而是只拥有时-空个体化和在已实存的东西。①因此，意识不会包含多与少。如果病人不再作为意识而实存，他就必定作为事物而实存。要么活动是为己的活动，于是“刺激”不是其原因，而是其意向对象；要么活动被分割并散布到在己的实存之中，变成了身体中的一个其各阶段相继而来却互不相识的客观过程。具体动作的优势能够在疾病中获得说明，因为它们是古典意义上的反射。病人的手能够摸到自己身体上蚊子所在的那个部位，因为预先确立的一些神经环路调整的是反应而不是兴奋。他之所以仍然能从事职业活动，是因为这些活动依赖于一些牢固地建立起来的条件反射。尽管存在着各种心理缺陷，它们仍然能够继续存在，因为它们是一些在己的活动。具体动作与抽象动作、抓与指示的区别是生理与心理、在已存在和为已存在的区别。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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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身体
①参盖尔布和戈尔德斯坦：论颜色名称遗忘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