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就语言告诉我们的东西。我们已经知道，言谈并不是根据想象的模型想起某些言语形象并且清楚地发出一些词的音来。通过批评言语形象，通过证明说话主体将自己投射到言语中却没有表象他将要说出的那些词，现代心理学取消了作为表象、作为意识的客体的词，并且揭示了词的并不是词的知识的运动性在场。当我知道“雪子”这个词的时候，它并不是我通过视为同一的综合认识到的一个客体，它是我的发音器官的某种运用，我的作为在世存在的身体的某种调制，它的一般性并不是观念的一般性，而是我的身体——在它是一种制造一些行为，尤其是一些音素的能力的范围内—所“理解”的一种举止方式的一般性。有一天我就像我们模仿一个姿势一样“逮住了”雪子这个词，即不是通过对它进行分解并且使一个发声和发音的动作对应于听到的词的每一部分，而是62通过将它听作声音世界的一个唯一调制；因为这一声音实体按照我的各种知觉可能性和我的各种运动可能性(它们是我的不可分的、开放的实存的一些元素)之间存在的全面一致，作为“某种要说出来的东西”呈现出来。词从来都没有被一种说话能力—最终说来，被一种与对我的身体及其知觉场和实践场的最初经验一起给予我的运动能力一审视、分析、认识、构造，而是被它捉住和接受。至于词的意义，我通过看到它在某种处境的情况下的运用而理解它，就像我学会使用一个工具一样。词的意义不是由客体的一定数量的物理特征构成的，它首先是它在人类经验中呈现的外观，比如我面对这些成型地从天上落下来的坚硬、易碎和易融的颗粒的惊讶的经验。这是人和非人的一次相遇，这似乎是世界的一种行为，是它的风格的某种改变，而意义的一般性以及词的一般性不是概念的一般性，而是作为典型的世界的一般性。因此，语言确实必须以语言意识、必须以意识的沉默(它笼罩着言说的世界，而且各个词首先在它那里获得构形和意义)为前提。正是这使得意识从来都不服从于这样或那样的经验语言，使得各种语言能够相互翻译、相互学习，最后，使得语言不是社会学家意义上的一种外来的东西。在被言说的我思之外，在被转变成陈述、被转变成本质的真理的我思之外，确实存在着沉默的我思、存在着我对我的体验。但这种无性、数、格变化的主体性对于它自己和世界只有一种不确定的把握。它并没有构造世界，它猜测自己周围的世界不是它给予的场域；它没有构造词，它就像我们因为高兴而歌唱那样说话；它没有构造词的意义，意义在它与世界、与寓居于世界的其他人的交往中向它涌现，意义处在多种行为的交叉处，它即使在是“获得的”时，也与一种姿势的意义一样是准确的，一样是不那么容易界定的。作为实存本身，沉默的我思、自身对自身的在场是先于任何哲学的，但它只有在那些它在那里受到威胁的极限处境中才能被认识：比如在对死亡的焦虑中或者在对他人对我的注视的焦虑中。我们相信是思想之思想的东西，就如对自身的纯粹感情一样，仍然不能被思考，需要被揭示。制约着语言的意识只不过是对世界的一种全面的、未表达出来的领会，就像第一次呼吸的儿童或将要淹死、拼命挣扎的人的意识；如果任何特殊的知识都真的是建立在这种最初视点之上的，那么这一最初视点同样真的会等待着被知觉的探索，被言语所征服、确定和说明。沉默的意识只能作为在一个“有待于思考”的混乱世界面前的一般的我思被抓住。任何特殊的抓住，甚至哲学对这种一般筹划的重新获得，都要求主体发挥它并不拥有其秘密的一些力量，尤其要求它让自已成为说话主体。只是在它已经自己表达自己的时候，沉默的我思才会是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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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