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仅仅对于像“外部知觉”那样的非个人的、总体上抽象的功能是真的。在全部的评估中都有某种相似的东西。我们已经深刻地注意到：疼痛和疲劳从来不会被看作是一些“作用于”我的自由的原因，而且，如果我在一个给定的时刻感到了疼痛或疲劳，它们并不来自于外部，它们总是有一种意义，它们表达的是我对于世界的态度。疼痛使我屈服、使我说出我应该对之保持沉默的东西，疲劳使我中断我的旅行，我们全都知道我们决定不再忍受疼痛和疲劳的那个时刻和那个它们转眼就变得真的难以忍受的时刻。疲劳没有使我的同伴停下来，因为他喜欢自己的身体出汗，喜欢道路和太阳的灼热，最终说来，因为他喜欢感觉自己处在事物的中心，喜欢汇聚它们的光芒，喜欢让自已被这一光线注视、被那一树皮触摸。疲劳使我停了下来，因为我不喜欢疲劳，因为我不一样地选择我的在世的方式，因为，比如说，我并不寻求处在自然之中，而是更愿意让自己获得他人的承认。我相对于疲劳来说是自由的，而且这完全与我相对于我的在世是自由的，与我能改变我的在世从而能自由地走自己的路是一样的。①然而，恰恰又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认识到我们的生活的某种类型的积淀：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由于经常得到肯定，因而对我们来说是有特殊地位的。如果自由在这种态度面前不能容忍任何动机，那么，我习惯的在世存在每一刻也是脆弱的，我多年来由于好客培育出的各种情结也始终保持为无足轻重的，自由的举动能够不费吹灰之力使它们瞬间变得粉碎。然而，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二十年中总是持续重复的自卑感之上后，我们鲜有可能发生改变。我们清楚地知道，粗浅的理性主义为反驳这一折中看法所要说的：可能是没有程度差别的；要么自由行为不再是自由行为，要么它仍然是，这样一来，自由就是完全的。可能从总体上看不打算说任何东西。这一观念隶属于并不是一种思维的统计思维，因为它不涉及任何现实地实存着的特殊事物、任何时间环节、任何具体事件。“保罗鲜有可能放弃写那些糟糕的书”，这没有打算说出任何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时刻，保罗都有可能决定不再写它们。可能无处不在，又无处在，它是一种已经实现的虚构，它具有的只是心理的实存，它并不是世界的一个成分。——然而，我们刚才在被知觉的世界中已经遇到了它；就其作为被知觉者，处在我的各种潜在行为的场域中并且相对于一个水平线(它不仅是我的个人生活的水平线，而且是“任何人”的水平线)而言，山是或大或小的。普遍性和或然性并不是虚构，而是现象，因此，我们应该找出统计思维的现象学基础。统计思维必然隶属于一个被固定、被定位、被倾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我要立即消除我二十年来耽于其中的自卑感“是不太可能的”。这意味着我陷入到自卑之中；我已经选择它为我的居所；这一过去即使不是命运，至少也有一种特殊的分量；它不是远离我的、在那边的事件的总和，而是我的现在的氛围。理性主义的二者择一——要么自由的行为是可能的，要么它是不可能的；要么事件来自于我，要么它是由外部强加的不适用于我们与世界、与我们的过去的关系。我们的自由并没有消除我们的处境，而是与之相合：只要我们活着，我们的处境就是开放的，这既意味着它要求一些优先的解决方式，也意味着它本身对获得其中任何一种方式都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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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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