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的历史解释可能带来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认识置于其生活的中心，而这本身只有根据他的过去和他的童年才能获得理解。甚至那种无动机地、通过一种纯粹自由的行为成为革命者的决定，仍然表达了某种在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中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方式。知识分子只是从其知识分子的处境出发“加入工人阶级的”(这就是为什么甚至他那里的信仰主义也完全可被怀疑)。更何况工人的决定是在生活中做出的。这一次，某一特定生活的视域与革命目标的一致不再是由于一种误解：革命对工人来说比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更直接的、更切近的可能性，因为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与经济机制做斗争。因此，这就是为什么从统计学上看，在一个革命党中工人要比资产者更多。当然，动机并没有取消自由。那些最纯粹的工人党的领导人也有许多是知识分子，而且很可能一个像列宁这样的人会把自已与革命等同起来，并最终超越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区分。但这些是行动和介入的特有德行；从一开始我就不是一个处在阶级之外的个体，我是社会地定位的，而我的自由即使有能力使我介入到别处，仍然没有能力使我立即成为我决定成为的东西。因此，成为资产者或工人并不仅仅是有成为资产者或工人的意识，而是要通过一个不言明的或实存的筹划——它与我们给世界赋形并和他者共存的方式相融合———把自己评估为工人或资产者。我的决定再现了它可以认可或宣布无效，却无法取消的我的生活的一种自发意义。观念论和客观思维同等地错失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前者是因为从意识中推断出实际的实存，后者则是因为从事实的实存中抽取意识，两者同等错失还因为都忽视了动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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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