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存在一些处境、一种历史意义、一种历史真理：它们是谈论同一个事物的三种方式。如果我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绝对主动性使自己成为工人或资产者的，如果一般地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引起自由，那么历史就不会包含任何结构，我们就不能看到任何事件在历史中显示出来，任何东西都可能来自任何东西。就不会有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并且认出它的某些可能的属性的作为相对稳定的历史形式的大英帝国。在社会运动的历史中就不会有一些革命处境或一些衰退时期。一场社会革命就会在任何时候以相同的名义成为可能，我们就会合理地期待一个独裁者接受无政府主义。历史不会走向任何地方，甚至考虑一段短的时期，我们也永远不能说，各种事件一起促成了一个结果。政治家始终是冒险者，也就是说，他通过给予各种事件以它们不具有的意义来利用事件。然而，历史之所以确实不能独立于意识(它再现历史并决定历史)完成任何事情，历史之所以永远都不能作为利用我们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外在力量而摆脱我们，恰恰因为它始终是被亲历的历史，是我们不能拒绝给予它至少一种零散意义的历史。有些可能没有任何结果但暂时符合现在的情势的事情在酝酿着。在1799年的法国，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超越各阶级”的军事政权在革命退潮时不出现、让军事独裁者的角色在那时不是一个“要起作用的角色”。使我们做出这样判断的是波拿巴的计划，这一计划由于其实现已为我们所知。但在波拿巴之前，迪穆里埃、居斯蒂纳以及其他一些人已经制定过这一计划，因而我们确实应该说明这种一致。我们称为事件之意义的东西并不是产生这些事件的观念，也不是它们的汇合的偶然结果。正是关于一个未来的具体计划在社会共存中、在先于任何个人决定之前的常人中被制定出来了。大革命在其历史的关键处(各个阶级的原动力于1799年在此出现），既不能被延续，也不能被取消，个体的自由建立，他们中的每一个都通过使其成为历史主体的功能性的、一般化的实存，倾向于依赖既得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建议他们或者重新采取革命政府的那些方法，或者回到1789年的社会状况，都会是一种历史的错误，这不是因为存在着一种独立于我们的始终灵活的计划和评价的历史真理，而是因为这些计划有一种平均的、统计的含义。这等于说我们给予历史以其意义，但并非无需历史为我们提供意义。意义给予不仅仅是离心的，而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主体并不是个体。在一般实存和个别实存之间存在着转换，每一个都既接受又给予。有这样一个时刻，在常人那里出现的、只是受到历史的偶然性威胁的一种不可靠的可能之意义，通过一个个体而得以恢复。于是，由于已经抓住历史，他就能至少暂时地把历史完全引向看起来是其意义的东西之外，并且通过一种新的辩证法介入其中，就像波拿巴把自己从执政官变成皇帝和征服者时那样。我们并不断定历史自始至终都只有一种唯一的意义，就像一个人的生活那样。我们想说的是，无论如何，自由只有通过重新把握历史在所涉及的那一时刻以逐渐的方式提供的意义，才能改变意义。与这一关于现在的命题相关联，我们可以把冒险家与政治家、历史的诡计与时代的真相区分开来，如此一来，就算我们关于过去的看法从来都没有获得绝对的客观性，它也永远无权是任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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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为己存在与在世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