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会由工业进步唤起的一国的人口移转，是现代国家权力和文明趋于发达的真实原因。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数越是减少，社会就越是不必要为不幸运阶级的贫乏，无知，轻信，和迷信所预示的种种危险而烦恼。上层阶级越是增加，则听国家命令的臣民的人数越是增加，国家会越是强盛，全人口会越是受支配于知识，理性，和文明。”（前书第213页)
甘尼尔说：“只有纯生产物和那些消费纯生产物的人，是国家富强的因素，而有助益于国家的繁荣，光荣和伟大。”(前书第218页)
萨伊曾在康士丹西阿的里嘉图《原理》译本第二十六章，下一个注解，说：如果一个国家有1，200万居民，则为国家的财富计，在这1，200万人口中，宁可只有500万生产劳动者，不宁可有700万生产劳动者。在前一场合，纯生产物是由700万不生产者所赖以生活的纯生产物构成；在后一场合，则是由500万人的纯生产物构成。这个注解，会为甘尼尔所引用。但萨伊还说：
“这一点，正好叫我们记起十八世纪经济学者的学说，他们主张，工业家毫无贡献于国家的财富，因为工资劳动者阶级生产了多少价值，就会消费掉多少价值，对于纯生产物，是毫无贡献的。”
对于这点，甘尼尔答说：
“法国经济学者认工业阶级生产多少价值就消费多少价值。里嘉图的学说则认工资不能计算在一国的所得内。在二者之间，我们颇不易发现它们的关系。”(第219页，220页)
在这里，甘尼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核心。经济学者的错误在：他们把工业阶级只当做工资劳动者阶级来考察。这是他们和里嘉图不同的地方。他们还有一个错误在：他们相信工资劳动者只生产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和他们相反的里嘉图，知道了当中的真理是，生产纯生产物的，就是工资劳动者，但他们能够生产纯生产物，就因为他们的消费，即他们的工资，不与他们的全部劳动时间相等，而只与那种劳动时间相等，那种时间，是他们生产他们的工资所必要的；换言之，他们只在他们的生产物内，受得一个和他们的必要消费相等的部分，那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生产物内，只受得这么多，当做他们自己的必要消费的等价。经济学者假定，全工业阶级，老板和劳动者，都是处在这个位置上面。在他们看来，只有地租是生产超过工资的剩余。所以，地租成了唯一的富。里嘉图说，利润和地租形成这个剩余，从而是唯一的富时，他的意见虽然和重农主义派有别，却在下面一点，和重农主义派相同，即：纯生产物，剩余价值所依以存在的生产物，形成国民的富，虽然他对于这种剩余的性质，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并且，在他看来，纯生产物只由所得超过工资的剩余部分形成。他和经济学者相区别的一点，不是纯生产物的说明，只是工资的说明。经济学者，错误地，把利润也包括在工资范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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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学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