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教训的结论是：在私人中间，经济和浪费会互相抵消；事实上，总是节俭和理性占优势。
“一个大国，从来不会由私人的浪费和放逸，弄成贫困，但有时会由政府的浪费和放荡，弄得贫困。国家全部所得，或几乎全部所得，在大多数国家，都是用来使用不生产劳动者。那些住在堂皇都城内的人，也属这一类。还有大群的教士，大批的海陆军，他们在平时不生产任何物，在战时也不能取得任何物来抵补他们在战时的维持费。这些不生产任何物的人，全要靠别人劳动的生产物来维持。所以，如果这种人过分增加了，则在一年内由他们消费掉的生产物会太过多，以致没有充分的东西，来维持那会在次年把这个生产物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劳动者。”(前书第二篇第三章)
“决定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增加了，对生产劳动的需要也一天一天地增加。劳动者容易找到工作，但资本所有者不易找到可以雇用的劳动者。他们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落。”（前书第二篇第四章)
《国富论》第二篇第五章，论述资本的种种用法。在那里，斯密看这种种用法所使用的生产劳动是多是少，所能增进的年生产物的交换价值是多少，而予以分类。他第一举出农业，其次举制造业，再次举商业，最后举零售商业。各种用途所推动的生产劳动量，就依照这个次序排列的。这样，我们关于生产劳动又得到一个完全新的定义了。
把资本投在这四种用途上的人，自己都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用得其当时，会固定在，对象化在他们依以被使用的东西或可卖品上面，通例，至少会把他们自己的给养和消费的价值，加到它们的价格内去。
大体说，斯密是把资本的生产〔性】，还原为这点：他们会推动生产的劳动。
关于农业，他说：“量相等，那就没有别种资本，和农业家的资本相比，还能推动较大量的生产劳动了。不只他的仆役；他的代劳家畜也是生产劳动者。”所以牛也是生产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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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学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