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上和事实上避开国家法律的行为还表现在跨国工业集团间的标准战。对此，各国当局与其说是参与不如说是观战。法律受到了摆脱领土束缚这一不可动摇的技术事实的挑战。国家其实已丧失了对电讯的垄断，这在1998年通过的电讯非规章管理法中已被正式认可。在强行执行某种技术标准的同时，机器、处理程序及其处理数据也强加给人们。“高性能”的记忆设备即将淘汰具地区特色的旧的记忆技术结构，这便导致了国家势力与私企实力的新型关系：国家原来一向是通讯基础设施的主人，如今却不得不向国际工业巨头妥协，即便保不住国有信息工业，至少也得保住对电讯空间的控制权。但国家已不再是其领土的主宰，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是否能保住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控制。
记忆一旦变成信息理论中严格定义的“信息”，且变成价值与其传播的时空有关的商品，就出现了记忆的工业化。于是，原有的各种记忆和所有的已经在此都能被“再输入”并成为“原材料”，所有的知识都可以变为信息。信息“离不开其组织形式”,所以掌握其组织形式就等于掌握了信息。信息的组织形式决定了通达信息的条件，也决定了选择信息的条件，于是对组织形式的选择便是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如果说记忆在信息系统的最初阶段主要还是国有和私营管理范畴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冲突就会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蔓延到像言语和知识这样的“文化模式”的各个部分。
为制定加工整理集体记忆的条件而生的明争暗斗，其结果很难预见。面对这个充满未知数的未来，重要的不是预测信息网络的后果，而是把信息社会化[……]。信息网络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化的主要工具，比如关系着个体也具有社会功能的言语，作为延续集体记忆及平等对待或歧视某些社会群体之工具的知识。①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社会的信息化》,第112—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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