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文字相反，“信息化”的知识直接服务于权力。权力不能再被视为政治权力，而应被看作经济实力，这便是利奥塔所言的“后现代性”：
社会的文化模式也建立在其记忆之上。控制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控制各阶层的权力。通达日积月累的信息之源将引发种种根本的突变，改变获取知识的模式，从而影响社会结构。
信息网络改变了存档的规模与性质。资料输入电脑需要在组织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技术局限，又要考虑财政需求。各种数据库的建立迫使人们按至今难以规定的范围快速重整各种知识，促成这个突变是这些数据库的开发商，所有预测都认为它会发生在美国。因此，日后风行的将是源于美国文化模式的标准。
于是，信息的取舍与传播标准的制定便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需要记录下来的信息之价值也应当是可计算的。然而,如果说信息的价值与信息传播到终点所耗的时间有关,也就是说取决于它的速度,那么作为相关差异的知识似乎恰恰与对其价值的计算及其时间性经验毫不相干。于是就出现了冲突或疑难，利奥塔称之为争议，知识性质的改变只是其征兆之一。
有了这种背景和“价值观”，因领土统一性而享有历史统一性的文化遗产便不会“代代”相传，速度的切实性仿佛成了真正的空间与时间的非实现。没有人比海德格尔更好且更早地认识到这种命运及其严峻性，也没有人比德里达更好且更早地重申这种命运的绝对必然性。在其决定性的偏差中，这种必然性与正常状态彻底决裂：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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