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网络是通往真正领土化的途径。“领土的统一性以及从领土发展而来的团结精神[……]主要取决于在这块领土上普及的各种网络”。实现领土化就是纳入空间，就是物质化、组织化和器具化。领土是器官的空间。网络是一种组织形式，是交联着“什么”与“谁”的社会体系与技术体系相互较量的产物。在对《存在与时间》的解读中，我们已经通过对手的论述而触到这个主题；在前一章中，我们也提到了手的退缩：失去双手的“谁”如何能与“他的”“什么”相关联呢?
开发新型网络使我们越过现有的疆界，并在将来对这些疆界彻底改造或解构，再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建构。
网络如同有组织的节律流，总在运载某种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网络总是程序化的，它把各种程序联成一体:网络就是综合。
记忆的文字网络的扩展产生了社会群体:当空间变为文化人公民是读者亦是作者—的共同体之空间时，它就成了政治。政治记忆需要记忆的文字技术，城邦便是文章流通的网络。如果公民不能平等地通达记忆(包括阅读和撰写记忆,即政治记忆网络的“双向终端”)，作为自治条件的公民权利平等也就无从谈起了。马卢在谈到古希腊公民性的构成时一再强调文字教育的重要地位，因为必须为新的共同体打造各种界面，这些界面便是这些“谁”。但与此同时，它们身上“谁”的性质已经改变，原因是它们已获得政治的已经在此所构成的文献技术性——即文字的“什么”的技术性——的自动性。胡塞尔从第一部《逻辑研究》起，就把这种自动性视为观念性条件。
现在和将来的记忆是否还能造就一个政治共同体呢？文字普及已历时二千五百多年，这期间，书写记忆的保留—即滞留有限性的组织—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只要一涉及选择、整理客观记忆的载体，一涉及遗忘，就会关系到知识的构成和承载知识的文明力量。如果美索不达米亚人的黏土书版没有被分门别类地放入箩筐中，就不会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亚历山大城、弗朗索瓦一世于1537年颁布的蒙波利尔法令、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记忆国有化、十九世纪的国民义务教育、1992年成立于法国的电台电视版本备案机构均为大事记，共同体从这些事件中明白了以下三点:第一，共同体只不过是共同体的记忆;第二，这种记忆是器具性记忆,可以成为决策对象；第三，,记忆的政治终究会影响到共同体的未来。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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