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记忆的工业综合以实时为特征：这会成为构成共同体的主要障碍吗？它是表现特有语言差异的唯一方式吗?
如前所述，阅读不仅是解码纹迹，而且也是重复纹迹，并利用这些纹迹来制作新的陈述,因为完成的阅读行为可导致写作,而所有的写作也都是重复、引用或者把预制材料重新整合。
我们不能用字母表以外的字母来遣词或者用辞典中不存在的词汇来造句，我们同样不能写一本不使用他人句子的书。然而，如果我描述的事物之间具有这样一种和谐，它们如此贴切地联在一起并前后呼应，这就说明我并没有从别人那里剽窃这些句子，也没有生搬硬套字典中的词汇。①
“因为不借助纹迹的沉思越来越少见”。模拟、数字的复制仪器如今已经普及，任何一个“谁”都会使用把文、图、声数据化的电脑周边工具。
换言之，已经在此的工业器具性正在改变。由于技术趋势给投资造成压力，最初的存储与组织记忆的模式被逐步废弃，于是出现了延迟的时间能够吸收实时力量的新局面。当工业记忆的接收仪器即消费仪器重新变为书写仪器时,实时就成了重复的力量。这种力量并未摆脱信息逻辑，而是与之合而为一，正如不可计算性与计算的结合一样。程序工业和出版业攫取了巨额资产，它们把所有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遗产都刻到光盘中。这些资产对信息领域本身意义甚微，因为它们虽然给知识带来了信息化力量，但最终目标仍在遗产范畴之内，而所有人都是这些遗产的接收者。厂家开发这些遗产的真正动机是推销新设备，这是给未来创造机会。这并不意味着精于计算的超前——即风险饱和的趋势——被置于理性中或者被“理性化”:电报是文字的法则。这意味着法则开辟了新的空间。这个法则如今表现为经济法则，这里指的是经济开辟了新的政治决策空间,也指(重新)建立了一套政治经济体系。我们不是要“走出危机”，而是要投入批判。技术通常造就形式，因而也造就判断力。当记忆的技术变为确正时，古希腊文明危机既产生了社会群体(法律,即正义的判断)又产生了逻格斯(知识,即正确的判断)。评判即决策(krinein),它来自工业的相关差异同一性。要像发明十字架那样发明决策①。
技术与时间
① 笛卡儿语,让一吕克·玛里昂在《灰色的范型》(Vrin,1975年版)一书中引用。
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