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韦尔内、史密斯和纳坦斯发现了能像机械手做手术那样精确切割DNA的限制性内切酶。这样一种发现之所以可能，显然是因为上述公理保证了分子生物学的科学性;然而这个公理同时又从事实上，进而从理论上——至少从生物科学法规的角度来看——被悬置了，因为生物科学本应把真实生物的一切都实证性地阐述清楚。
从分子生物学能够借助于手的干预而操纵生殖细胞以来，通过生物图谱的绘制，程序开始受经验的影响了，生命法则本身在此过程中确确实实地被悬置。这里有种客观的中断，事实上是由世界主题操纵的中断；同时，世界主题在此中断中变得不可还原了，即不再可能在想象变异和先验的还原中被悬置，也不再可能被简单地放在括号中并附属于纯粹的现象学研究，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原型想象本身。其实这就导致了这种“客观悬置”，而我们尚置身于作为后进化理论雏形的“世界主题”之中。有趣的是从一个艺术家的视角来比较这些问题。这位艺术家认为可以通过添加第三只手来放大其身体，他毫不迟疑地写道：
重要的不再是男女的交媾，而是人与机器的交欢。身体已被弃置了。②
如果我们继续承认雅各布的公理是最具综合性的论断，那么分子生物学的技术切实性则使摆脱进化法则成为可能。更确切地说，已成为基因工程的分子生物学的切实性使摆脱进化法则看似可能，因为我们也可以断定：实际上分子生物学首先表明，“进化原则”至少从人的发明即技术的发明起就被悬置了;我们也可以说：当这个悬置获得全新的切实性时，我们就不能再对它视而不见了。
技术与时间
①弗朗索瓦·雅各布：《生物的逻辑》,第11页,Gallimard,1970年版。
② 斯特拉瑞克:“代具、机器人和远距离存在：革命之后的策略”,《莱昂纳多》,第24期(卷5),第591—595页。
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