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是什么呢?
想象变异一向是人类学内容。所有想象变异均以偶然与本质的差异为前提,因而暴露出本质的核心,也势必将自然(phusis)与技术对立起来。在哲学的现象学时代，自然属本质范畴，因而是先验主体的物质。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从理论上用世界论题强行悬置人类可能性的人类学主体，于是本质的还原变成了先验论。然而，上述事实受到绝对的本质一人类学视域的限制。这是个想象的视域，它符合有关人类及人类地位的某种观念，也符合我们想象中有关人类的各种“可能性”、人类的起源及人类存在者(这个存在者定能在未来中证明自己的清白:若没有这个清白的可能性，任何同一性或本质的不变性都将无从谈起)的终结的某种观念。如果确实存在着某种本质嵌入，且这种嵌入又可以从充满幻想的想象中通达，那么在人类主题上变异的种种可能性以及相应的对人类本质的揭示会不会限制一切本质的可能性呢?无论如何，这不正是提出“我们就是我们自身”这一优越性的存在现象学之本意吗？
如果说人类学、想象、可能性和先验现象学之间的关系唤起了人们最大的谨慎，那么这些词的涵义则在这种谨慎中偏移了，以至于有必要从人类学自明性被悬置的角度重新提出问题，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技术效率与工业效率占领了迄今构成人类视域最深处给予物的各个层面以及存在性分析所言的“它的世界”的所有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把它们变为可重新组合或理性交易的物体。工业投资在生命科学中异乎寻常地触到了个体的最隐私处,即他们的躯体,无论是身体还是用于生殖的部位——卓越的现象学物体。这种如此极端的例子显然不可能与“最极端的可能性”无关。那么，这种看上去新得不能再新，同时又旧得不能再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新”指的是分子生物学在其运作中悬置了它自身的公理。这门科学的科学性寓于弗朗索瓦·雅各布于1970年（克里克、沃森发现DNA结构的十七年之后)提出的“(遗传)程序不受经验影响”①之公理中。分子生物学如今是技术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切实性，即基因工程的切实可能性。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