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政治的紧迫性不正是揭露人寿保险的真相正如相关差异已经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提出探讨生命与存活问题的必要性吗？我们必须驳斥这种目的论(同时又必须事先道出其确定的必然性)，因为生命的技术化势在必行。当问题、动物和技术——也指死亡——都混杂在生命的技术化中，也就是说，当对《存在与时间》一书、“此书的研究领域、其论述的展开及概念的设置”构成解构之威胁的有关动物性和生命的问题缠杂在一起时，便又回到了原本的问题：
但即便是以超前的形式，此在对死亡有真正的体验吗?上述问句的意义是什么？走向死亡的存在又是什么?对于本质上从未被定义为生者的此在来说，死亡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此并不是要把生与死对立起来，而是在作出与死亡的关系或对死亡的体验与生者的生命无关之论断时反问自己：我们能赋予死亡什么样的语义学内涵呢？①
可怕的是：人类存在着，但又不存在，并不比语言更多地存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所有语言也从来都是各式各样的语言——然而又是全部的schibboleth，且这个词的所有发音方式到头来总能成为真正的schibboleth，即标志着某人的地理、文化来源的发音方式。况且也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没有(被共用、被共用来抵制其他schibboleth的)真正的schibboleth，也就没有这个坚持不懈、顽强不屈、不存在却又包罗万象的
技术与时间
①《论精神》,第88页,注解2。
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