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无机物的有机化，通过出现在新石器时期且加深了“选择压力”之条件而改变的养殖，最终通过今天的有机物的非有机化和重新有机化,记忆被留存在身体之外。结果是分子生物学的公理被悬置了。所谓人与技术只不过是从原初缺陷的超悬置中产生的一些悬置物。
这种超越身体(这里说的是真正的躯体)的保存已经意味着这个真正的躯体本身——即某种形式的“自我格”——可能会消失。这种技术保存全方位地影响了海德格尔的已经在此问题。但由于存在性分析从未被看作“后种系生成”的问题，它必然从人类中心论的角度来探讨已经在此。然而在哲学生物主义的直接威胁下，也许别无它策。我们要从生物主义中拯救人的哪些东西？抵制什么？换言之，我们在想象变异中寻求什么呢？无论如何，我们应当珍惜人的哪些品质？新生事物是柏格森给不确实之物的名称，我们寻求它也珍惜它。然而在珍惜这个“我们是我们自身的存在者”的同时，我们又试图排除它。从其难以分辨的起源开始，技术就一直在非凡地加快新生事物的产生速度。在我们珍惜的这个新生事物中，什么又使我们担忧呢？我们担忧的是人的消亡和随之而来的新生事物的消亡。
此类新生事物——这种不能再简单地用基因漂移来解释生物体分化的加速生产—究竟是与人同时形成的还是始于人之前？搞清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看到，它已不再纯粹是人的问题了，而是在遗传和后生成从某种存在的缺陷或本质的缺陷出发构成的条件中所获得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的传播。令人生畏的优生学是消除缺陷，即消除终结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能性：如果说新生事物来自某种先天不足,那么尽善尽美将意味着新生事物之所有可能性的枯竭。
对缺陷的体验和缺陷的特性在人类之前——不仅在猴子的社会中，而且可能在很早的动物性中—就存在，这丝毫不改变问题出在那里的事实。那里指的是在缺陷和当今的技术中，人的问题只是对这一事实的狭隘观念而已。无论如何，人的出现与突现于当时的分化过程中的后种系生成的支配权在时间上巧合。“人”充其量是这个支配权，其终结(我们在此特意保留该词模棱两可的含义)正是此支配权的延伸。特有语言的差异及其对schibboleth的从属则完全属于刻印在身体中及别处的技术记忆范畴。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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