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精神器官”完全忽视了无机物有机化的必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作为记忆外延的滞留有限性。这在福多尔的评论中显而易见：
“毋庸置疑，人体无须学习如何拥有双臂或如何长到发育期。[……]当我们转向精神及其产物时，情形与我们身体的例子并无本质的不同”。「…]如果我们假设有天赋能力，那么记忆一定是个合理的候选者。然而，从这种观念的新笛卡儿主义意义上讲，记忆并不是一种能力。拥有记忆并非拥有某种信仰，且即便记忆是一种天赋能力，它也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某种命题认识的后果。简而言之，我们绝对无意把记忆的结构与整个命题的演绎结构相提并论，倒不如说记忆是类似于手、肝脏或心脏的某种机制。至少从实体上看，记忆确实像某种精神器官；但即便是从实体上看，它也与语言能力无关。①
福多尔正是通过对“器官”之涵义的这种“区分”来建立他的精神模式性理论:似乎存在着像语言能力那样的命题天赋以及由类似配有“周边设备”的电脑的结构模式组成的精神结构。明斯基通过更改远距离现身和虚拟现实的词义而使这种对“精神”的理解合法化，但他忘记了勒鲁瓦一古兰如何在1965年就预见到这种作为外延过程之继续的进化的可能性。
让一皮埃尔·尚热提出了文化烙印和选择稳定性的概念。在描述神经元的人类学起源时，他并未忽视文字的重要性，他似乎把神经生理学纳入了经验的“后种系生成的”传播问题：
随着文字的发展，脑外记忆把图像和概念固定在比神经元和神经突触更加稳定的材料上。这种脑外记忆巩固和完善了已包含大量事件与“文化物体”及象征符号的、每一代人都要重新学习的、没有被刻印在基因里却得以延续的全部习惯与传统。精神图像或概念由此获得的寿命远高于在某一天、在几秒钟之内制造了它们的大脑。这种文化记忆是如何实现的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触及一个让人着迷却对神经科学、社会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交汇点极少问津的领域。①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杰里·福多尔:《精神模式》,第13—21页,Minuit,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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