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把(康德所言的)历史知识与理性知识(这里指的正是胡塞尔提出的共同体化问题,同时也是滞留有限性问题,然而这段分析恰恰忽视了后一点)之间的对立绝对化。纽厄尔和康德都提出了普遍概念的观点,而且纽厄尔认为
人工智能的技术极限是次要问题，因为它们是事实的极限。但这些极限恰恰表现了构成认识过程之特征的有限性。
我们看到图灵的关于载体的无关紧要的观点是如何被合法化的。然而我们在此应怎样理解有限性呢？与纽厄尔相同，若埃勒·普鲁斯特没有看到这里说的是康德理论中的时间、内在意义和作为主体无法修复的裂痕的先验想象之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又引发了属于终结范畴的重复、习惯、自动性和机器的问题。
既受到马图拉纳有关说话行为的理论的影响，又受到海德格尔的启发，特里·维诺格拉德和费尔南多·弗洛雷斯似乎反过来把知识看作是对工具构成的有限性的共享。在这种有限性中，“谁”与“什么”本应有根本的关连性。我们本可以期待这种有限性既被理解为由走向终结的存在构成的时间性出离，又被理解为始终是技术性的对已经在此的通达，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已经在此甚至没有被作为问题提出来。
维诺格拉德和弗洛雷斯在解读《存在与时间》时混淆了烦忙和计划。于是这种解释方式不仅误入歧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海德格尔的本意背道而驰，结果最终成了对海德格尔的非批判性阅读:若要对海德格尔的烦忙与计划之对立提出质疑并批判性地接受这种对立在《存在与时间》中的内在必然性，就必须从已经在此的代具性出发来理解有限性。
显而易见的是，烦忙和计划被混为一谈了：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① 特里·维诺格拉德、费尔南多·弗洛雷斯：《有疑问的人工智能》,PUF,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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