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评与决策领域的这种危机中，“什么”似乎比“谁”更勇于批评。“谁”在各方面都太迟缓了，于是出现了新型的技术反思模式。这里指的是对共同记忆的诠释规则,它们仅通过阐明①记忆的运作规则而转化记忆，这便是有限性的构成性的创造性的一般意义。如今这个意义受到邻近极限的速度即所谓光速时间的制约。光速时间是争取能动性的继续，也是技术趋势的实施，但又释放出一种惊人的不确定性——就像可怕的不可避免的可能性——的能量②。这种能量导致了“无所不在”、“非自然日”和对时空性的毁坏，它们影响到人体的结构，使之变得像工具那样“可拆卸”,因而必然中止身体的本性及其“所有权”，比如身体、遗体、墓地的不可侵犯性；与此同时，遗体冻存生意兴隆—远距离现身、远距离生存甚至远距离死亡(冻存活人或垂死之人正属此类)把有机体投向业已完成的非领土化之外的非地球化的可能性。于是，在这个模拟数字、生物技术的复合体中表现出记忆的印记的统一性，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急剧发展的有限性的印记，即对陈述、信息及各类遗产物的铭记、保存、处理、转化及扩散(销售和出版发行)。
技术与时间
① 这是认识论的惯用词。阐明(élicitation)是把知道怎么做(knowhow)的规则变为知道做什么(knowwhat)的规则，是“单纯描述系统便能改变系统的动力。观察者在每一阶段都能通过可以改变他与系统之关系的理解来与系统发生关系”。摘自《自动化与知识》，第88页。
② 这个记忆工业的复合体也支撑着对分子或器官的供求,而这些分子或器官又成为(1)合理利用动植物遗产，特别是热带动植物遗产，从而产生南北遗产之崭新关系的农业生物技术的原材料(摘自M.A.赫尔密特，《外交世界》,1992年4月);(2)通过捐献、变卖、“回收”和更换标准零件而对身体施行的预防或修复性手术的原材料。某些器官，尤其是儿童器官的长期缺乏或者说供不应求造成了从南到北的器官倒卖，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技术犯罪地下网络(引自M.皮内罗，“儿童器官的摘除与倒卖”，《外交世界》)。如果此处没有像模拟、数字技术那样由输入器官所作的真正的信息铭记，而仅有通过捐献、索取、变卖或捕获以及外科手术或基因工程而作的器官提取和摘除，那就确实有保存、处理、移植之后重新进入生命循环和对整块记忆的移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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