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知识(全部问题都是辩证的问题)似乎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知识的实现，而这种陌生的知识又“非实现”各类知识，并把“知者”抛到知识之外，于是引起无名的恐慌、意义双关的精神错乱、对某一决定性时刻的无穷无尽且使人精疲力竭的等待。每个人都有过时的危险，仿佛上述情形会扫除一切合法性——无论是智慧的、道德的还是职业的—并剥夺一切资源一样。被剥夺的首先是整个地区、整个国家、整个大陆、整个南半球的物质资源：正相反，这个可能性乍看却像是终结即将来临的可能性，这便是雅尼科所说的“危机四伏”，也是没有人承担责任。
在这个程序与计算的视域中,在原先总是作为理性化,且首先作为对理性的征服来描述和理解的工业化业已完成之时，受到损害的是最广义的逻辑因素—它来自“谁”对自治的追求，无论通过自由途径还是通过社会途径。而“谁”的自治似乎又仅仅导致了“什么”的自治，即“技术体系的自主化”。然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记忆的“外延”(因为严格地讲，外延必须有某种先前的内在性)，所以也没有技术体系的“自主化”;有的是记忆的实现，即“谁”在不同时代的连续的非实现(悬置)。它们一般不易被察觉或感受，但从十九世纪起，尤其到了二十世纪，就像气体骤然液化一样顿时备受瞩目，成了敏感的问题。这种实现完成于技术的复杂化过程，所以只有到了今天，个体才成为只能从复合体出发—而不是相反——来思考的对象。于是，在技术发展中，技术中介似乎成了使精神变物质的巨型珊瑚骨。通过精神向物质的倒转，精神的实现与发生只能像一只翻转且露手的手套，一只手从来就是（或仅仅是)手套，即工具、衣着、住所和技术习性。
新的技术时代的人类正在也必将加入到网络和各类群组中，建立在共同领土上的集体性先前保存的、给人安全感的自然性已从这些网络和群组中丧失殆尽。人们已无须走出既定的种族环境来肯定自己的个体性，因为这种环境已不复存在。正在发展的已不是种族记忆，而是各式各样的记忆。随着种族的分化和领土的时空差异化，令人担忧的是特有语言的消失。此问题的暂学意义是:在这个新的视域即不发光的光速时间中,特有语言是什么？特有语言的分化又是什么？特有语言问题是“谁”与“什么”的关系问题，后者又成了不确实性与作为脱离所有既定背景的程序之关系问题。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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