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霍夫斯塔特借用源于联结模式的潜认识论观点来批评信息概念时，他忽视了程序的概念。瓦雷拉也是如此。蚁穴中没有行为程序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其中也没有印迹（各种外激素的作用清楚地表明了印迹的存在)。不存在受某种外部行为支配的信息意味着无须把与程序—如果存在着程序的话——的关系理解为确定性关系，也无须认为“程序”只能制造可编程之物而不制造不确实之物。
程序存在着。不存在并非总是人工的、后种系生成的生物体的“自然”记忆，因为自然记忆是由程序，同时也是由各类记忆代具制作的。但又只存在这种记忆。“谁”在其不确定性中编程自己。是“谁”编程“什么”，还是“什么”编程“谁”？“谁”在编程“什么”的同时也在自我编程吗？在读书、看电影或听唱片时，人是否在通过代具自我编程呢？或者说从他所归属的一个或数个程序出发来处理储存在载体上的数据之人正是这个阅读者、观看者或聆听者吗？相反，这些记忆技术的数据不正构成了能让他“处理”他“自身”记忆数据的种种程序，而他只不过编写了其中的执行程序吗？唱片启动的是什么器官(器具)呢？是电唱机，是听者的听觉，是二者兼而有之，还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读者与构成庞大的群体记忆的文学之间，书籍是表达(同时也是制造)的界面吗？有个“软件”在使这个装置运转吗？
我们很清楚，上述问题应当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我们将考察意向性的问题，从中我们又会遇到时间物体的时间性中的被动综合的疑难，其结构完全类似于“谁’编程什么’还是什么’编程谁’”的疑难。通过考察意向性的问题，我们将看到，程序便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时间物体，但程序迫使我们超越对时间的现象学分析。当我们说“媒体每天都在提前叙述生活，其口气之肯定，就像对生活的叙述必然先于生活似的”，我们是想说这些程序大量制造公共生活，各种界面进入到每一生命的时间的内在意识中，结果是公与私之间的区分成了问题，同时又似乎使“人们”获得了过分优先的地位。
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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