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这个“文化世界”倡导我们通过拼写技术来分析有关古希腊时期的几何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诗人、医生、历史学家、法学家与普通公民之间维系的各种关系的考古一历史学材料;另一方面，上述一切敦促我们关注器具性及“发明”的时间问题，即“发明者”的滞留一前摄结构，也是对可借助于技术来通达的过去——即一切作为观念的前摄而实现的滞留—的考证。
所以马塞尔·德田奈认为，文字就是一种技术：
记录、记载、拓展记忆的限度，这些文字行为不是被轻易地简单化，甚至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了吗？我们选择另一种假设：作为社会实践的书写是一种思维方式或认识活动，书写意味着智慧行为①。
只有在学校[……]，词汇、辞典、清单[……]这类新的手段出现时，技术才会产生。在书写符号实践中制造的这些新器具在某些条件下可以为知识的重组发挥积极作用，为新的智慧体系的来临作出贡献，甚至——像发生在希腊的那样——发明新的物体或者提出新的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来发掘更高层次的智慧。②
发明新的物体恰恰是胡塞尔的论题，然而这里指的不仅仅是数学理念。“公元650年前后，………]书写出现在城邦中—在一个充分展开的表面上，且本质上出于政治目的”。文字变成了“公众性的操作者，是政治领域的构成物。「…]文字使得城邦生活的各种基本准则经久不衰、清晰可辨且通俗易懂，以便让所有人都服从于它们”。“札琉科斯③最早的创造之一就是在法律条文中确定惩罚制度。[……]文字带来严谨性和精确性，当然这是在它行使[…]其公众性功能的范围之内”①—这便是同一性的固定。
第一章拼写文字的时代
① 《古希腊文字知识》,第10页。
② 同上，第12页。
③ 札琉科斯(Zaleucos)是希腊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个立法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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